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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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北地区深居内陆，地处荒蛮，教育落后。当地人自称有“贵州教育”“贵州考试”“贵州文化”等，甚至有人认为黔北的地理位置是“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这种地方自大的心理是黔北地区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是以儒家为核心，植根于儒家思想，强调经世致用和封建伦理观念，重视“做人之道”和“穷经析理”；而以佛道为补充的宗教文化教育，重现实，轻超越，富于调和性和固定性；学习方法大多是应试教育，四书五经和因材施教一脉传承。这些教育思想反映出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和封建统治方式的忠诚。
传教士宣传西方思想文化时，带有侵略情绪和目的。例如，传教士们召集一群小孩教唱西方基督教歌曲，并吓唬孩子们，如果不唱就会被人挖去心脏；再如，传教士们在大街上给人民群众宣传西方“人人平等”的思想，描摹西方的极乐世界和未来蓝图，发放课本进行演说，污蔑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和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等；另外，传教士给许多老人免费发放药品并讲解治疗疾病的方法等等。从这些行为可以看出，传教士不仅极力去诋毁封建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孩到老人，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传播西方教义，进而达到全面侵略中国的目的。
面对西方外来“异端”教育思想的冲击，在“夷夏大防”思想的黔北地区，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反感向猜疑、认识等过程转变，列强以强大的政治力量对遵义地区的教育模式给予沉重打击，使人们被动地学习西方基督教思想文化，使当地出现了封建化、近代化的矛盾与冲突。
但是，在侵略性质下，这种外来文化教育始终充斥着负面因素，始终充当着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和手段，这是国人无法接受的。人民群众对这些思想文化产生恐惧、猜疑、好奇的心理也是无法避免的，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体现出盲目排外更是在所难免，因此西方基督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发展是畸形的。国内学者罗荣渠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从传统向现代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8]
人是文化和教育的存在物，文化和教育是人的存在样式，一部人类历史、一个地方的历史就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各种教育综合向前发展和进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