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什么历史意义,西安事变有何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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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制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百的转折点。
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度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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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蒋介石的英美,担心此时中国内乱会给日本可乘之机,遂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936年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指蒋介石)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
日本对西安事变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作出准确判断,但极不愿看到南京政府与张、杨妥协。日本陆军省在1936年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推测,西安事变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并侵害帝国侨民的安全的权益”,要求作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手段”,并阻止各国乘机对“远东和平”的干预。1936年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因西安事变达到极点。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担心蒋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会失去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却决定不顾蒋介石的死活,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16日,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15个师的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又电召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局势错综复杂。
在事关民族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讲座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认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乃“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e79fa5e9819331333431376662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首先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同张、杨共商解决事变的大计。针对亲日派的军事安排,为防止新的内战爆发,12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坚决反对“讨伐”张杨,挑起新的内战,呼吁国民政府接受张、杨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6日,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后,向张、杨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予以释放,以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就谈判策略、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具体指示。
1936年12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举行谈判。周恩来首先提了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1)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24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以中共六项主张为基础的6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至此,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局势转换的枢纽。在日本侵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一举结束了中国的10年内战局面,创造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