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为什么难迎民意?

70.3%的网民反对下调快捷支付限额

2014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武汉六个地区开展的社会热点调研结果显示70.3%的网民反对下调快捷支付限额。其中男士意见更鲜明,反对率高达77.0%。相对于80后(68.5%)、90后(67.4%)的态度,70后对此事件更为关注也颇有微词,35-44岁网民反对率为74.5%。

两会刚结束,虚拟信用卡、二维码支付被叫停,限额令草案出台,一系列监管措施引起争议。虽然具体监管措施仍存争议,但监管必要性的论证尚属充分,为何网民却呈现一边倒的反对态势?笔者将从三个角度展开,分析网民的心理和行为。

网民有着怎样的心理?

首先,从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发展及监管政策给网民带来的直接影响来看。互联网金融得以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金融行业供给与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差异。2013零点小微企业发展状况调查显示8成以上小微企业资金无法完全满足;仅3成小微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3成小微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倒闭……传统金融行业聚焦中高端客户,炒房、炒股、理财产品等投资方式难以满足普通网民日益增长的需求……P2P、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产生恰巧填补了这一缺口,结合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性,自然而然受到广大网民的追捧推崇。普惠金融的概念也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预期年化预期收益。

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以限额令为例,首先直接影响到网民的购物、支付、互联网理财便利性,进而可能影响使用积极性。更深层面来看,这些政策是在网民对互联网金融的价值期待保持均衡而限制了其价值实现能力而产生了相对剥夺感。有评论认为,网民是逐利的、嬗变的,随着互联网理财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率的降低将快速转移资金。零点同期调查结果显示,仅15.8%的网民在互联网理财产品预期年化预期收益下降时会转投其他高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的理财产品,67.5%表示“只要比银行定期预期年化利率高就继续持有”,另有16.8%的观望人群。传统投资渠道的有限性与传统金融行业低存款预期年化利率在网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印象可见一斑。而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的出台如当头一棒,不仅打在互联网金融公司上,更打在广大网民对“普惠金融”的殷殷期望上。

其次,再从网民本身的特征来进行分析。如今80、90后已达3亿,他们的观念、习惯在网络世界中正逐渐成为主流。他们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对权威的理解不同于他们的父母、长辈。60、70后习惯于遵从权威,叛逆的80后喜欢挑战权威,90后以相对柔和的方式解构权威。无论哪种特点,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权威机构、人物、观念在他们的眼中变得不懈,甚至厌烦。互联网金融产品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天然的得到网民的好感;而卖萌、示弱的宣传更容易博得网民的同情。监管机构与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行为,不论其原因为何、不论其对网民是利是弊,其高姿态本身引起网民的意识抗拒远大于这些行为对网民影响的探讨。

在网络这样一个特别的公众平台中,从众效应是异常明显的。政策制定前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传、倾听民意,让消费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给网民表达的途径和实践,才是明智之举。

最后,笔者想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谈一谈。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已经不仅是某几个产品的成功,也不是几个概念的火爆。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已经升级为“泛时尚品”。这里我们以房子为例来做说明。许多人在提购房是刚需,当你拥有了一套小房子,换了个大房子也许是刚需。周围的朋友有几套房,你也买了两套,这个是投资。看到旅游地产宣传,你在海南买了一套房,又去美国买了一套。这里的房子已不是简单的投资品,而成为一种时尚品,凸显的是一个人的身份、品味和所在阶层。同理,互联网金融的繁荣也得益于这种范时尚化。网民关注的已不仅是余额宝获得了几块钱的预期年化预期收益,而是可以和圈子里的朋友进行比较、交流的谈资,是一个人寻求身份认同的手段。当一种产品成为时尚品时,当一类行为成为潮流时,试图阻止或改变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强大的抵触与反击。

互联网金融监管难合民意

不仅是相关措施给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损失和体验不便,更多的是来自于群体文化特征变化和网络渠道的特殊属性。更亲民的、更可参与的决策过程,与更开放、更具吸引力的传播引导,互联网金融监管才能得民心、合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