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原文是什么,闻一多说和做的一两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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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原文：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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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
　　1、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
　　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2、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诗人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决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恒心。
　　3、据吴宗济的《补听集》记载，闻先生有一手篆刻的功夫，于是就在公路旁摆起了“地摊”，为别人刻图章。当时在昆明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任职的吴宗济回忆说，他亲眼见到闻一多在路旁的草地上铺了一块旧布，上面放上十几方图章石和刻章。
　　盘膝半蹲半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等待生意上门。彼时的闻先生面容清瘦，长发短须，虽然生活落魄至斯，却仍显露出一身傲骨，让人感慨不愧是一代文学大家的气派。吴宗济当时未敢惊动闻一多先生，便低头而过。闻一多的眼睛是高度近视，自然也就没看到吴宗济的身影。
　　闻一多先生身为一代文豪，真可谓“上得课堂，守得街旁”，他自力更生的优秀品质和能屈能伸的豁达精神，永远值得后世学习和称颂。
　　4、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5、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6、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7、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