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8-05 01:59:48
传统工匠
传统工匠真实的社会处境：
第一，人身依附强，社会地位低下。金文中的“百工”，是近似于奴隶的手工业劳动。后来的官府工匠中，不少来自罪犯刑徒。唐宋以后，手工业者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但“重农抑商”仍是基本国策，到元代又开始通过严格的“匠户”制度，对工匠进行中种种限制和奴役。
第二，身份世袭，职业固定。在清初废除匠籍制度之前，工匠都受到政府匠户和军户等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不仅职业世袭，而且一业终生，即便匠籍制度废除后，工匠职业终生和世守家业的现象仍然存在。世守家业的好处是便于技术的积累，但从中是否会诞生“工匠精神”，却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第三是组织封闭，群体的话语权微小。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匠户制度和和管理工匠的职官，但是工匠自己的组织却很晚才出现。这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占领城市，并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自治权很不一样，甚至在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我们很难知道几个工匠的名字，更多是皇帝、政客、文人，等等。
综上，中国古代的工匠，不仅社会与政治地位低下，而且一盘散沙，这样的群体，怎么会创造出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
至于中国古代的“工匠”能够把他们的制作的东西做得足够精美，除了上述身份世袭便于技术积累之外，还在于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和“工师效工”制度。
所谓“物勒工名”，就是每一件产品上，必须刻上工匠的名字，以便上级有关部门检验查核。所谓“工师效工”，是指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工师”会检查考核工匠的产品，出现不合格产品，工匠会被治罪，反之，产品质量好，会得到奖励。
而且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崇尚简朴，反对“奇技淫巧”，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反对创新，要求墨守成规，大到修房造屋，小到制作家具玩物，都有固定程式，级别没到很高的程度，创新是不被认可的。这与中国学术解经、注经的深厚传统，可谓一脉相承。
现代工匠
清代以后，匠户制度废除，官匠散入民间，其技艺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出售农副产品：粮食、经济作物和牲畜等，说到底都是与土地打交道。中长期来看，对一个家庭来说，种什么其实都一样。不过偶尔会有一些例外，比如1984年前后，我川西老家的中药材川芎一度卖到三四十块钱一斤，一亩地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那一年种上川芎的，激动万分，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没有种植的擂胸顿足，痛失百年一遇的发财机会。
但这些都是“浮财”，风头过后往往贱如泥垢，一脚踩上会折本一大截。除了种地谋生，更可靠的是学一门手艺。成为一名工匠，才是不错的选择。
一直到人民公社时代，对泥水匠、木匠、雕匠、解匠和石匠都是另册管理，不过时松时紧。他们被称为“五匠人员”，是农村生活经常需要的，学的人也最多。
不过每个匠种对人的资质要求略有不同。对人的聪明程度要求最高的是木匠，其次是泥水匠；雕匠主要是木雕，要有很高的审美能力；“解匠”（“解”在方言中读如“改”，当年解放军攻占四川，乡人称之为“改放军”，几乎是一代人之后，才改称“解放军”）是两个人用五尺来长的大锯，将原木锯成板材的活计，属重体力活。身体瘦弱的成都诗人流沙河“文革”期间被遣回原籍金堂的木材加工厂，干了近10年解匠，累得生不如死，这种惩罚暗含的意思，仍是将工匠视为“贱业”；石匠主要是把石头加工成生活或生产工具。
最具严格师承关系的是木匠。木匠分为大木和小木，大木主要负责修造房屋，小木主要负责做木制家具。要把为数众多、各种规格、各种形状的木头加工打磨好，然后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没有三年或以上的辛苦，几乎不可能学会。因此学木匠活的，多是心思活泛的农村青年，学成之后，在主人家干活，按天取酬，供应一日三餐，晚上酒肉款待；如果人笨，师傅多不愿意收为徒弟，即便勉强满师，将来也不容易找到活干。
退而求其次可以去学泥水匠。泥水匠的工作环境不如木匠干净。但这个活与木匠比起来，要容易得多，它讲究砌墙横平竖直，砖缝看上去是一条直线，不像木匠那么繁杂。当然也有绝活，比如砌灶头，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不旺火，太耗费柴禾，而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却能让人称心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