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为什么会远离仕途,气候问题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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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于庄子对人生的态度和思想。
庄子直接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他把道的理论引申到人生方面，多方面地思考了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庄子认为，人的生命异常短促，在短促的生命过程中，又会受到各种社会事物的束缚和伤害。特别是在庄子生活的时代，残暴的统治者使人民大量地受刑和死亡：“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他思考如何在苦难的现实中安顿这短促的人生，寻觅着一条通向精神解脱之路。为此，他提出了下列主张：
第一是提倡率情任性的自然人生。
所谓自然，是指天然而成，自在自为，不受外来干预的状态。庄子有时把自然又称作“天”，用来和代表人为的“人”相对立。《庄子·秋水》中说：“何谓人？何谓天？”答曰：“牛马四足，是谓天，穿牛鼻，落（络）马首是谓人。”他认为，牛马生而四足，是天然而成的，而给牛鼻穿上孔，给马戴上笼头，就是违反自然的人为的行为。庄子进而把这种观点贯彻到社会生活方面，他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符合自然的状态：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乎小人君子。（《庄子·马蹄》）
庄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人民淳朴自然，无知无识，人类与动物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互不妨害。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国家制度，没有君臣等级，没有邪恶与争斗，当然也就不区分君子和小人。庄子赞美这样的社会，并非真的要人类回到文明尚未出现的蒙昧时代，而是提倡一种顺应人的本性的自然无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庄子和大力提倡仁义道德的儒家截然不同。他认为，仁义礼乐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束缚和戕害，它如同骈拇枝指、附赘悬疣，完全是多余的。他主张，人应当超越于社会规范之外，率情任性地去生活，“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
第二是奉行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
珍惜个体生命，避免伤生害性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庄子·骈拇》中指出：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所谓“以物易其性”，就是为追逐外物而伤害自己的本性。庄子看到当时统治者贪欲无度、骄奢淫佚而亡国丧身，一些士为获取富贵利禄而损性伤身，因而极力反对这种“以物易其性”的现象。但他同时又把为承担社会责任而辛劳、为进步理想而献身的行为一概看作“以物易其性”而加以反对。他说：
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矣，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同上）
不难看出，庄子并不关心一个人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他考虑的只是保全个体生命不受伤害。为此，他主张屏除嗜欲，做到恬淡虚静，以保养精神，同时还有采取“以无用为用”的生活态度。《庄子·人间世》中说：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种“无用之用”，就是由于无客观使用价值而带来的自我保护的作用。对人来说，“以无用为用”就是去除各种功利追求，既不求对他人有益，也不求个人的功名富贵，一切以全身远害为宗旨。《庄子·逍遥游》中写尧想把天子的位置让给许由，许由不受，说：“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庄子正是奉行这样一种人生准则，他只求在世上占据一个仅能容身的位置，没有更多的贪欲，也不想奉献于人。他不应楚王的礼聘，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当然，庄子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出于无奈。《列御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面见宋王，得到十乘车子的赏赐，在庄子面前炫耀。庄子说：“河边有一家靠编织芦苇生活的穷人，他家的儿子潜入水底，拾到价值千金的珍珠。父亲对儿子说：‘赶快用石块砸碎它！千金之珠，必在九重深渊骊龙的颔下，你能得到它，一定是骊龙睡着了，一旦它醒来，你还能留下什么呢？’如今宋国之深，不止九重之渊；宋王之暴，甚于骊龙；你能得车，一定是碰上他睡觉的时候，一旦他醒来，你就粉身碎骨了！”面对残暴的当权者和布满危险的现实环境，庄子只好采取以无用为用的办法来全身远害了。
第三是采取安命与齐物的人生态度。
庄子把现实中无法解释而又无法解脱的痛苦看作“命”。“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面对人生的穷达祸福，庄子主张采取“安命”的态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这种一切听任命运安排的主张排除了任何主观的努力，使人在必然性面前无所作为。但它引导人们在明知灾祸不可抗拒的情况下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在遭遇不幸时主动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所谓齐物，就是否定和抹煞事物之间以及物我之间的差别，反对人为的价值判断，例如是非、美丑、大小、荣辱等。庄子首先从事物的相对性来否定它们的差别。他认为，事物的性质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而存在的，离开了具体的条件和固定的观察角度与标准，其结论就会不同：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覩矣。（《庄子·秋水》）
自其异者观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观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
据此，庄子就否定了价值判断的客观性，甚至认为是非美丑都是因人而异的。庄子这些相对主义的观点显然有其荒谬的一面，但同时也启发人们打破一成不变的认识角度与价值标准，不要拘于世俗的成见。庄子还用万物的同一性来否定它们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世间万物尽管千差万别，但又有着共同的总根源，这就是道。同时，万物又都统一于气，世间的一切包括人的生命都是气之聚散变化的结果。《庄子·知北游》中说：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庄子实际上是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看作变化无穷，生生不已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的死亡只是具体的生命形式的结束，而构成这一生命形式的气又回到物质世界中，重新加入宇宙生命的无穷变化。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这种观点中，包含着对生命现象和万物变化的理性认识。它带来了对生死寿夭的达观态度。
第四是追求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境界。
庄子把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称之为“游”，例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乘物以游心”（《人间世》），“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广垠之野”（《应帝王》）。这种境界的实质就是摆脱各种局限，超越各种具体条件和现实关系，最终达到在精神上与至高无上的大道合一，从而体会到无所拘系的自由感。庄子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在内心保持虚静的基础上逐渐忘礼乐、忘仁义、忘天下、忘万物，直至堕肢体，黜聪明，忘怀自身的存在，最终达到一种与大道冥合，与宇宙同在的境界。这种境界实际上只是庄子所追求的一种精神自由，它缥缈虚无，却又奇幻多彩。后代文人常常受它的启发，去追求身心的自由超脱，更是经常把它化作文学作品中绚丽缤纷的艺术境界。
庄子的人生态度中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成份，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批判意义，他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文人。但庄子为了保全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主张完全放弃社会责任，放弃一切人为的努力，对一切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又是非常消极的。也有人认为庄子思想不仅具有进步性,而且其中蕴涵的"常因自然"的遵道贵和精神、"一而不傥"的人格独立精神、"不言之教"的以身作则精神、"美成在久"的严于律己精神,以及"应时而变"的创新精神、"物无贵贱"的平等精神、追求"心和"的宽容精神、"不以养伤身,不以利累行"的淡泊名利精神等进步思想,对于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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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人类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多来自某些思想者对天意的理性认知。
气候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人类的发现，是人类的理性对天意的认知。发现有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者，有经由科学实验而得者，有经由理性思辨而得者。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者，往往明于结论而昧于论证；经由科学实验而得者，往往密于论证而疏于结论；经由理性思辨而得者，则往往结论明确，论证详尽。“气候政治”的发现，东方（特指中国）倾向于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西方倾向于经由科学实验而立。以当今典型学术方法而言，两者利弊分明：东方得出了“通天下一气”的可靠结论，但缺乏让人信服的学理论证；西方则以海量的实验数据和分析图表，详尽论证了气候变暖必因人为的“科学”结论。遗憾的是，西方的所谓科学实验如放到大自然的整体中去进行中国古典式的哲学思考，便会发现那只不过是欲研滴水以知大海，欲究片物以知昊天。
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一语到位的东方式表达就是：通天下一气。既然通天下一气，则大自然是气的大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人，也即人是气的人，而政治是人的政治。这样，政治以人为媒介，与气（候）就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气候变暖是当今西方一些国家将气候由科学过渡到政治的始因，但气候政治绝非就是气候变暖。
一、气候政治上升为国际社会里主要的政治议题
就气候政治的源而言，它非常久远。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非国家），无论其历史的短长，都在其初期即自觉不自觉地凭直觉感知到了气候与政治的天然联系，这从各民族的自然崇拜和政治祭祀中可以得到印证。就气候政治的流而言，气候政治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正式进入国际政治议程。科学范畴的气候科学转化为国际政治范畴的气候政治，其标志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几大要素都明显并直接地介入到气候领域，这几大要素分别是国家、国际组织、传媒和个人。
气候政治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占据国际政治问题的首要位置。其理由是，它在空间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广阔；在时间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持久；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紧迫；在经济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根本；在科学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复杂；在哲学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本原。
气候之所以能由纯粹的自然科学迅速演化为带有国际政治内涵的社会科学，并于近期上升为国际社会里主要的政治议题，其原因：一是全球气候变暖；二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产生了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三是这种后果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及道义旗帜的重新标立。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一、二是科学研究，三是政治实用。换句话说，西方的气候政治自以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欧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气候政治上那么自信地咄咄逼人，不就因为它有科学依据吗？数千名顶级科学家，数十年对气候的科学探索，数千页的科研论文，能不让人觉得它科学吗？可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包含人在内时，它的正确性就大打折扣。而当政治渗入科学或科学为政治服务时，科学的客观性就丧失殆尽。我们对气候政治应以爱因斯坦式思辨而非爱迪生式实验地进行分析。
二、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分析
首先，我们讲的气候变暖无疑指的是地球的气候变暖，其他星球上的气候变没变暖我们并不知道。尤为严重的是，研究气候变暖的科学家们或许根本就没意识到有必要研究其他星球的气候变化。于是，科学研究就失去了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如果一颗无人居住的星球，其气候也显现出变暖的现象，那地球的气候变暖就铁定主要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是气候自身周期性变化的表征。
其次，即使人类目前因科技能力不足而研究不了其他星球的气候变化，我们凭想象和经验进行类比，也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活动是不太可能导致气候温度单边上升的。其原因是，相对于人类而言，为气所包裹的地球是一个庞大的天造物。历史证明，人类在这样的天造物面前，是没有能力改变它的基本构成和基本运动形式的。我们可以拦黄河水建坝，但我们不能让黄河水不流。我们可以凿珠峰为路，但我们不能压珠峰不耸。通天下一气，黄河、珠峰其形体大小是远不能同气相比的，其对人的承受能力也是远不能同气相比的。人连黄河和珠峰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还能改变无所不在的气吗？
再次，即使科学家们用最精密的科学仪器，极精细地分析出导致气候变暖的气体如二氧化碳等的变化，也完全不能说明气候变暖就是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所引起的。因为影响气候冷暖变化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多到远远超出目前人类的科学把握能力。想象一下，茫茫太空中地球只不过是一颗微粒，这颗微粒理论上会受到太空中所有物质或反物质的影响。我们人类目前对太空了解多少？如果不说太空，对地球及地球上的气候有深刻影响的银河系我们又了解多少？如果不说银河系，就说人类能直观感觉到的太阳系，除太阳本身对地球气候明显而复杂的影响外，其他星球对地球气候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人类对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亮对地球气候的影响都不能全面回答的话，那就根本谈不上回答其他星球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了。即使回到地球本身，一方面，地球既自转又公转，自转导致白天黑夜的变化，公转导致春夏秋冬的变化，它们都会影响地球气候温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地球的地表分布着多种多样的地貌和运动物，有海洋陆地，有冰山雪原，有高山峡谷，有河流湖泊，等等，数不胜数。每一个因素都在影响气候变化，每一个因素都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而无法单独影响气候变化。人类怎能单凭温室气体的排放就能断定气候单向变暖了呢？如果造物主有意志的话，那造物主的意志就那么容易被同为造物主所造的人类所消磨吗？
三、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分析
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就目前人类经验所能观察到的或为科学研究所能探究到的，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南北两极冰川融化，地球诸多雪峰萎缩，其结果是海平面上升，沿海低地国家淹没，四十几个小岛国消失；出现全球性干旱，陆地沙漠化扩大，森林大火频发，热浪袭击城市；热带海洋珊瑚礁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沿海地区飓风发作更加频繁；墨西哥暖流停止；疾病肆虐；生物物种灭绝；人类灭亡。
让我们简明地对以上八点逐一进行哲学式思辨：
1.无物常驻，万物皆流。南北两极冰川融化，乃是地球有机体自然表征之一，是冰川有生命的表征之一。科学地说，冰川融化是人类因技术进步而在有限的时间段里所看到的真实现象。但真实并非就是真理。真实只是一种现象，现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生成现象的本质，这个本质的东西连同现象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才是真理。哲学地说，冰川融化只不过是冰川生命的一个阶段，它一定有一个逆融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如果待到科学进步到一定程度，或者凭现有科学技术水平再观察几十年，或者凭理性去思辨，便一定能真实地显现在人类面前。又假使南北两极的冰川完全停止融化，则无疑意味着陆地、海洋、冰川和大气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彻底破坏，从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现象都不可能出现。所以，所谓的海平面上升、沿海低地国家淹没、四十几个小岛国消失等现象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如有小岛国消失，其原因也绝不是气候变暖的结果。如果人类为防止此类事情发生而投入过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其基础不是科学，不是理性，而是政治。
2.地球出现干旱、陆地出现沙漠、森林发生大火、热浪袭击城市，等等，是地球上无论气候变暖还是气候变冷都会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科学在没有完全弄清楚干旱、沙漠、林火和热浪形成的原理之前，是断然不能认为气候变暖便是罪魁祸首的。况且，根据任何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影响都是正反两方面的辩证哲理，气候变暖未必不能使地球出现洪涝、陆地出现绿洲、森林更加茂盛、寒流袭击城市，等等。
3.据通天下一气的至理，热带海洋珊瑚礁生态系统一定会受到气候的影响，但具体有些什么影响，怎样影响，找不到这方面的科学论文。既如此，为何“热带海洋珊瑚礁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要归之于气候变暖？科学还是政治？
4.沿海地区飓风发作是否更加频繁呢？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科学现在还回答不了的问题。人类已知的关于飓风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温暖的水域、潮湿的大气、海洋洋面上的风能够将空气变成向内旋转流动。这应该是三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这三个必要条件又如何形成，跟气候变暖有什么样的关系，科学似乎至目前并没有全面回答，甚至连最基本的回答都没有。既如此，国际政治界怎能因此而将气候政治化呢？
5.墨西哥暖流是由于墨西哥湾汇聚了北赤道洋流和南赤道洋流的一部分，还接纳了被信风不断驱赶进来的大西洋暖水，使湾内水位比附近海面高出许多，从而使海湾变成一个巨大的热水库。墨西哥暖流是世界第一大暖流，其携带的热水水量是世界所有河流总量的120倍！据估计，暖流每年向西北欧海岸输送的热量，每公里约相当于燃烧600万吨煤炭所放出的热量，使西北欧地区的气候变得温暖湿润，冬无严寒——这正是欧洲科学家和政治家担心的真正原因。可是，这种担心从政治上说有其现实价值，从科学上说就几乎与杞人忧天无异了。大自然如此神奇的杰作，难道人类排出一些温室气体就能让它停止？！人类如有这么大的本事，世界上什么事都好办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还不是小菜一碟？
6.疾病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属性。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寒带还是热带，没有哪一个民族或是哪一种生物能免于疾病的侵害。地球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也受到疾病的侵害——自然灾害是其表现形式。显然，导致疾病的原因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消除疾病永远也不可能。既如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定，气候变暖会导致疾病肆虐。又假使气候变暖必然导致疾病肆虐，则热带比寒带多疾病，夏天比冬天多疾病。这似乎与我们人类既有经验不合。我们不也可以说气候变暖能导致某些疾病灭绝吗？
7.万物运动的永恒性：“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种生物的灭绝，也许正是另一生物产生的自然条件。比如，地球上恐龙如果不灭绝，人类能否产生还是一个问题。人类如果因为国际政治权力和利益的需要而去阻止一种大而持久的自然现象的发生，那就是逆天而行。逆天而行者，鲜有成功的。基于此，那些基于科学研究、明于政治需要而昧于哲学求真的西方发达国家，如果硬要以气候变暖而致生物灭绝为口实来谋求权力和利益，那就必定是逆天而行，断难成功。当然，如果人类认识到某一生物的人为延续有其生物学上或文化上的价值并进而采取一些行动，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以气候变暖为理由来获取政治利益，则看上去有些别扭。
8.气候变暖会导致人类灭亡，是一切关于气候变暖严重后果里面最为耸人听闻的言论。正因为它最为耸人听闻，所以它显得特别地荒诞无稽。天生天养，天养天杀。人乃天所生，亦为天所养，所以，必为天所杀。天不灭人，人是无法自灭的。鼓吹人类活动排放过量温室气体而使气候变暖并最终灭亡人类自己，科学上找不到任何确证，哲学上找不到任何逻辑，所以，剩下的惟有政治上的借口了。
结语
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气候政治是由欧盟首先发轫的，其名是正的——气候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其言却不顺。它的言有两点：其一是2℃问题，即力争使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长期限制在2℃以内；其二是限期减排目标问题，即到202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削减20%，到2050年至少要减排50%，同时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0%。欧盟的这两言，是缺乏科学认知的，尽管它完全是以科学的态度和程式来认知的。人类即便有意竭尽全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不可能使全球气温升高2℃，何况无意为之呢？又假使人类的活动确实使地球气温升高了2℃，则其后果也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包含人类在内的地球是完全能够承受其自身2℃的温差变化的。至于限期减排目标问题，由于地球的单一固体性和气的全球流动性，以及国际社会里主权国家的地理分割性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理论上可行，实践上则难如登天。
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基础。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某些西方大国就气候政治采取的国际政治行动是缺乏科学认知的，更准确地说是缺乏自然哲学认知的。如果一场如此大规模高层次的国际行动缺乏科学依据，那背后就一定有其他动力和动机。在无序国际社会里，这种动力和动机很可能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这并不排除因气候政治本身的科学学理性而要求人类有责任地共同行动）。可是，一国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如果取之无道，则时间一久，就会走向它目标的反面。这是西方大国在谋求气候政治利益时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国家对气候政治竞夺的后果，完全不同于国家对国家间政治竞夺的后果。国家间的政治竞夺，其后果有输就有赢。而气候政治竞夺，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竞夺，它更多地牵涉到人与天的竞夺。人与天竞夺，其后果是，人要输则人类满盘皆输。
如果人类真的要直面气候问题的话，我们要面对的是气候对人类全方位的影响，而不只是面对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有其学理依据，但气候政治的政治运用将极大地损害这种依据，地缘政治学的盛衰起落已是前车之鉴。让我们理性地将科学归科学，政治归政治，在此基础上，再将气候归政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