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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谜，一种以猜谜语形式为特征的滑稽风趣的说唱艺术。商谜有商者、来客两人表演，商者出谜，来客猜谜，有问有答，反复斗智，类似相声中的猜谜。
关于“商谜”的研究，已有居乃鹏先生的《商谜考》（《国文月刊》第78期）、于天池与郑友善先生合撰的《说商谜》（《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程毅中先生的《商谜旁证》（《程毅中文存》）等专文，以及孙楷第、胡士莹、赵景深、程千帆等先生在宋元小说考证研究中的捎带涉及，因而在今人的认知中已不陌生。但细究之余发现，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厘清，故有继续研讨之必要。
一、 “商谜”词义所指之演变
“商谜”一词较早出现于庄绰《鸡肋编》中：“苏公尝会孙贲公素，孙畏内殊甚，有官妓善商谜，苏即云：‘蒯通劝韩信反，韩信不肯反。’其人思之久，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孙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负汉也。’苏大喜，厚赏之。”（卷下）乃苏轼嘲弄孙贲“怕妇汉”的谐谑趣事，其中的“商谜”相对于隐语，乃猜谜之意。稍后成书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亦有“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卷五之“京瓦伎艺”），所述甚为明确，即从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开始（十二世纪初），商谜已经是开封瓦肆中独立表演的伎艺，且有专擅此术的名家。但不能以此推测，商谜只在勾栏中现身，此书的卷六“元宵”、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的节庆娱乐表演描述中，都有商谜的“身影”，作为“社火”的组成部分，或“呈于露台之上”，或被名为“地谜”，正说明其有撂地为场的随意性。
反映南宋都城临安风貌的《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文献中，都载录了商谜，说明其仍是瓦肆伎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密在《武林旧事》卷六的“诸色伎艺人”中列举了胡六郎、魏大林等十三位艺人的名姓，足见其兴盛。但需留意的是，《梦粱录》、《都城纪胜》中提及商谜时，皆释为“本是隐语”，此为宋人文献中较早明确二者从属关系的记述。“隐语”一词在先秦文献如《左传》、《战国策》中已有记录，虽至刘勰《文心雕龙》方明其为文章体式之一，然历代皆有撰述，其中不乏荀子、鲍照等名人。时至南宋，商谜表演盛行，使得位居社会底层的书会才人亦大量撰制谜语，且十分流行，这使得周密之流有身份、有地位的文人甚为不悦：“若今书会所谓谜者，尤无谓也。”（《齐东野语》卷二十“隐语”）周密对“书会隐语”的不屑，正说明“商谜”内容有书面化的倾向，且渐与古已有之的“隐语”合流。
元人话语中的“商谜”主要指称表演伎艺。据刊刻于元代至正年间的杨朝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八，套曲【粉蝶儿】《阅世》中有“折么商谜续麻合笙，折么道字说书打令，诸般乐艺都曾领”，此处的“商谜”因与“说书”、“打令”、“合笙”（即“合生”）等并举，且点明是“乐艺”，故可判断为伎艺。另，明初人镏绩的《霏雪录》中载前代事，有“至正中楮币不行呼为爊不烂，时浙江省太官召商谜者问之”;又，元末杀人案件中的主犯在现场留字后逃遁，“愬官不知主名，召商谜者问之”。二事中商谜者一据字音转折、一据歌词隐意，皆助官府成事，可知此时的“商谜者”乃是特殊技艺的专业人士。
商谜内容书面化的现象在金、元时期较为突出，但指称仍沿用“隐语”一词，如李冶《敬斋古今黈》中所载：“鲍照有井谜，世传东坡有贺资谜，又黄庭坚有粥谜、象棋谜，近者伶官刘子才，蓄才人隐语数十卷。谜固小伎俩，然其讽咏比兴，固与诗人同义，而在士大夫事中，谈笑一助也。”（卷八）较之周密，李冶对“隐语”作者——书会才人的态度更为包容，甚而举与诗人作等量齐观，亦为风气之一转。又，李冶曾由金入元，其“近者”所指，应不出金末元初。元代中后期之隐语创作，夏庭芝《青楼集》载梁园秀一人，钟嗣成《录鬼簿》及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则记述甚夥，各有11人与22人。如罗贯中，“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录鬼簿续编》），但其作可否表演于场上，因无材料支持，不可断言。
明人著述中亦时见“商谜”一词，但所指无一为场上的伎艺表演，而仅是猜谜。高拱在《问辨录》中曾言：“如俗之商谜者然，于是求之愈深，而去圣人之意愈远。”以此阐明解读《论语》、《春秋》等儒家经典时，应像猜谜语那样，就事论事，不可阐述过度。张云龙在《广社·自序》中亦有“忆儿时三五相聚，嬉戏之外，则有所谓商谜者矣”，则知此项活动之家常。正因时时需要显露，故擅长猜谜也成值得标榜之事：陆采《明珠记》传奇中，丑角所扮老宫女自报家门时夸耀：“老身唤做李似玉，真个风流不俗。也会刺凤描鸾，也会弹丝品竹，也会商谜续麻，也会象棋双陆。”（第十九出）郭勋所辑《雍熙乐府》中，无名氏【一枝花】《花酒》套曲中有：“琴棋书画般般儿会，歌舞吹弹件件儿知，顶针续麻快商谜，街头巷底，咱说起，小伴当丛中占了第一。”（卷十），可知普通民众娱乐趣味之所向。
清代文献中较少使用“商谜”，若用，亦仅指猜谜，与明人话语中的内涵一致，故不赘。
二、 宋代商谜表演的主要类别
由前文所述可知，商谜作为表演伎艺之一，其发展成熟期在宋代。北宋晚年商谜初现，其表演形式因文献阙如而不可详知。南宋的相关记述中，成书较早的《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伎艺”中有“背商谜胡六郎”，似言商谜有一定的表演程序或台词，艺人必须事先记牢方可确保演出顺利，但惜乎未及更多细节。稍后的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叙述甚详：
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隐语说谜，又名“打谜”。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又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走智，改物类以困猜者。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走其智。（“瓦舍众伎”条）
吴自牧《梦粱录》所述大致相同，略有差异处有二：一是开头乃“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二是结尾多出“杭之猜谜者，且言之一二，如有归和尚及马定斋，记问博洽，厥名传久矣”一句（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故此可知，南宋的商谜演出不仅用器乐演奏聚拢人气，而且名目繁多，以下试作解释。
“诗谜”乃以诗歌出题。周密曾录“古诗赋败弓”：“争帝图王势已倾（无靶），八千兵散楚歌声（无弦），乌江不是无船渡（无弰），羞向东吴再起兵（无面）”（《齐东野语》卷二十之“隐语”）;元杂剧《西厢记》中张生接获莺莺“待月西厢下”的约会诗，即向红娘自诩“俺是个猜诗谜的社家”（第三本第二折“闹简”）。
“字谜”即谜底是字。庄绰认为是出于酒席之间“专以文字为戏”：“如一土、弓长、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草之类。其元出于反正、止戈，而后人因作字谜”（《鸡肋编》卷下），并列举“字谜”九例。《齐东野语》中亦载数条，如“‘用’字谜云：‘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
“戾谜”与“社谜”需从相关的“戾家”与“社家”词意对照来解。宋人“戾家”一词意指“外行的”或“外行的人”，张端义《贵耳集》有“文人才士无有自见，碌碌无闻者杂进。三十年间，词科又罢，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卷上）。而由志趣相同者结为团体或组织被宋人称为“社”，“社家”即谓“社会”之中的人，意指内行人，此从《梦粱录》“社会”条中所载可知。而宋时尚有专门的“谜社”：“隐语则有南北后斋、西斋，皆依江右谜法，习诗之流，萃而成斋。”（《都城纪胜》）故此，“戾谜”是指由外行人出题的谜语，如下文所说“道谜”、“打谜”，即围观民众出谜;“社谜”则自专门社团出题的谜语，下文中“来客索猜”的谜语应是“商者”事先准备的“专家”谜题。
“下套”是出题人举以实物，谜面、谜底皆在其中。如宋代无名氏编纂的《问答录》中有“佛印与东坡商谜”故事，即为“下套”类别：
佛印持二百五十钱示东坡云：“与你商此一个谜。”东坡思之，少顷，谓佛印曰：“一钱有四字，二百五十钱乃一千个字，莫非《千字文》谜乎？”佛印笑而不答。
“贴套”一词中先说“贴”字。此字在宋元时期有雇佣、辅助、帮助之意，如《梦粱录》“雇觅人力”中有“贴窗”，此外尚有“贴军户”制度等。因此，“贴套”是指猜谜者可与他人商量，以助其揭晓谜底。
宋人语中的“走智”乃取巧、卖弄聪明之意，而运用于商谜之中——“改物类以困猜者”，虽亦举实物出题，但较之“下套”难度更大，因其强调“物”之外的曲折转义，故更能发挥“猜者”的智慧，使其尽情卖弄。《问答录》中载有“与佛印商谜”事：
东坡即拾一片纸，画一和尚，右手把一柄扇，左手把长柄笊篱，与佛印云：“可商此谜？”佛印沉吟良久：“莫是《关雎》序中之语欤？”东坡曰：“何谓也？”佛印曰：“‘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非此意乎？”东坡曰：“吾师本事也。”相与大笑而已。
此类商谜亦可见于元人娱乐活动中，如张可久《金字经·梅友元帅席上》：“粉筝才揣罢，锦笺初展开，小小机关走智儿猜。”
由“走智”可推知“调爽”之所指。所谓“假作难猜，以走其智”，即参与猜谜者并不直接道出谜底，而是用不同的谜面隐伏同一谜底。此类商谜在《女翰林》话本中有载：
当时东坡写出四句道：“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嘱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少游思了一回，明知是墨斗了，却只做猜不出，笑道：“小弟也有一谜请教。”东坡道：“愿闻。”少游也写出四句道：“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有时射出一线光，天下邪魔不敢当。”子瞻见少游不猜出来，他也只做猜不出，大笑而别。少游回到房中，对小妹说了一遍，小妹道：“我也有一谜，请猜一猜。”遂举笔写出四句道：“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牵纤去，来时摇橹还。”当时少游果然猜不出，请问小妹。小妹笑道：“有何难哉！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大兄的，大兄的就是我的。”少游不觉大笑。
“横下”、“问因”在文献中叙述明确，故略而不论。
三、 商谜伎艺的特征
首先，商谜表演具有聚合性与机变性。试以“墨斗”谜语为例。此谜较早见于周密的《齐东野语》：
“墨斗”云：“我有一张琴，丝弦长在腹。时时马上弹，弹尽天下曲。”（卷二十）
此时仅为一般谜语。后有《问答录》之“佛印与东坡墨斗说”：
佛印持匠人墨斗谓东坡曰：“吾有两间房，一间赁与转轮王。有时放出一线路，天下邪魔不敢当。”东坡答云：“我有一张琴，一条丝弦藏在腹。有时将来马上弹，弹尽天下无声曲。”
此为商谜中的“调爽”名目。值得注意的是，此中设计有人物，而且是两位;并有往来问答，自是更为有趣、生动。其后如《女翰林》中的“墨斗”谜，如前文所引，人物已翻新为三人，且增添故事背景。后又见于明人冯梦龙所辑《挂枝儿》时调小曲集中：
秦少游制墨斗谜与东坡射云：“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有时射出一线光，天下邪魔不敢当。”东坡伪射不中，仍作一谜云：“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秦亦不中，归为小妹言之。妹曰：“我亦有一谜云：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牵纤去，来时摇橹还。”秦思之良久，仍不能射。小妹云“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大兄的，大兄的就是我的。”（卷八“咏部”之“墨斗”条下注）。
此中的人物与《女翰林》相似，但出谜者、猜谜过程略有不同。虽然，后两者文献所录是否为“表演文本记录”尚不可断言，但《问答录》所载应与商谜演出有关。程千帆先生谓此书内容“都是说话人捏造出来的”（《关于宋代的话本小说》，《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正说明其是艺人的创造与发挥。故综上可知，从一般谜语发展演变成带有故事情节、鲜活人物形象的商谜伎艺，表演者往往会将相关的谜语内容作聚合处理，使之更加丰富;同时亦会追求细微的变化，以使故事常演常新，不让观者猜中全部内容。
其次，表演者应不止一人。勾栏中的商谜演出不太可能只有一名演员。从“道谜”、“正猜”、“下套”、“走智”等名目来看，至少应有“来客”、“商者”两类角色。“商者”似为领衔主演，如孟元老所谓“毛详、霍伯丑”之流;“来客”则有可能是“商者”的搭档，也有可能是围观的民众。而两类角色中的具体人数皆无限定。
再次，表演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商谜名目中的“贴套”与“横下”说明，表演不是封闭的，而是允许观众参与，甚至鼓励观众“组团”猜谜。此类设计无疑能调动观众的情绪与积极性，当然也对艺人的现场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又次，“诙谐谑浪”是其追求的演出效果。商谜伎艺在勾栏娱乐中明显属智力竞技节目，但亦应看到，商谜表演并不以“难倒”为尚，而是以“戏谑”为高。这就要求演员必须有调笑的本领。如宋末元初的丘机山，“商谜无出其右”，同时又“以滑稽闻于时”（《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元代的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又善隐语”（《青楼集》）。从前文列举的“墨斗”谜语可知，一是拿名人开玩笑，附会于佛印、苏轼、秦观等名公身上（或许表演者有一定的装扮）;二是着重展示斗智的“过程”，即侧重于应答之机变，如《问答录》中佛印手持墨斗来设谜，谜底并无悬念，观众的看点更在于苏东坡如何接招，如何翻新谜面。这一点亦可征之于金代的院本表演，《南村辍耕录》的“院本名目”有“打略拴搐”类，其下录“猜谜：杜大伯、大黄”（卷二十五），由此可知这一类别的表演以形体动作的丰富与夸张而制造效果。
前辈学者在商谜研究中，多着重于其与“说话家数”关系的研讨。如孙楷第先生认为：
商谜如后来之灯谜，其性质与说话本不相近，在《都城纪胜》、《梦粱录》或以其无类可归，姑附于说话之后，不入四家。但其性质或类合生，或以商谜附合生后与合生同为第四类，亦未可知。（《沧州集》卷一《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
此中有不少结论可商榷：其一，“商谜”不能完全等同于“灯谜”;其二，商谜是独立的表演伎艺，与合生亦不相同;其三，宋人将之列于“小说讲经史”中的原因，不在其无法归类，而在其表演有故事性，背景、人物、情节等要素齐备。只有明确了商谜伎艺的发展历程、类别名目与基本特性后，才能给出其不能归属于“说话家数”的真正理由。但商谜与说话并非绝然毫无关系，从《问答录》、《女翰林》等文献记载来看，如程毅中先生所说：“大概商谜既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伎艺，也可以附属于其他说话家而敷演”（《商谜旁证》，《程毅中文存》），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