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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最有代表性的元诗选本是《元诗别裁集》，与《宋诗别裁集》的编者同为张景星、姚培谦（1693—1766）、王永祺（1701—1766）三人。这两部选本原名《宋诗百一钞》和《元诗百一钞》，后人为了使之与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并行于世，合称《五朝诗别裁集》，故改为今名。《元诗百一钞》最早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但早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姚培谦就有《元诗自携·七言律诗》十六卷问世，雍正四年（1726）又编刻《元诗自携·七言绝句》五卷，为《元诗别裁集》的编选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元诗别裁集》流传颇广、影响巨大，《元诗自携》却罕为人知、几近湮没。
姚培谦，字平山，号松桂，又号鲈香，松江府娄县人，后迁华亭。姚氏为松江望族，由明入清，子弟多以科第起家。他的父亲姚宏度，曾官内阁中书。姚培谦年轻时勤奋好学，锐意著述，家有园亭之盛，又喜宾客交游，故在江南一带很有名气。但他的功名仅止于诸生，还曾入狱一年，后来被证明是诬陷，才被释放。关于他入狱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为文字狱（段厚永《元诗别裁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据黄达《一楼集》卷十七《姚鲈香传》、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五九《范颖士传》等文献记载，姚培谦是在雍正十年（1732）因松江知府吴节民科场舞弊案受到牵连而入狱的。从此无意仕进，闭门读书，发愤著述。
姚培谦的学问以经、史为根柢，张之洞《书目答问》列姚培谦名于“汉宋兼采经学家，诸家皆博综众说，确有心得者”，大概是因为姚培谦著有《春秋左传杜注补辑》三十卷、《经史臆见》二卷，而其《松桂读书堂集》又有《读经》三卷、《读史》二卷。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还是编纂校刻群书。据不完全统计，姚培谦编纂校注的书有：《周礼节训》六卷（黄叔琳撰、姚培谦重订）、《通鉴揽要》三十卷（姚培谦、张景星编）、《明史揽要》（姚培谦、张景星编）、《省轩考古类编》十二卷（柴绍炳纂、姚培谦评）、《类腋》五十五卷（姚培谦、张卿云辑）、《砚北偶钞十二种》十七卷（姚培谦、张景星编）、《楚辞节注》六卷（姚培谦注）、《古文斫》三十四卷（姚培谦编选评注）、《唐宋八家诗》五十二卷（姚培谦选）、《向青门读诗类抄》六卷（姚培谦辑、王永祺参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十六卷（姚培谦注）、《御制乐善堂赋注》四卷（清高宗撰、姚培谦注）等十多种，都流传到了今天。此外还刻有《世说新语》、《刘后村诗集》、《弹指词》、《文心雕龙辑注》等多种他人著述。姚培谦刻书很有特色，尤其喜欢刻巾箱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五《松桂读书堂集》提要说：“喜刻巾箱小本，亦好事之士。”叶德辉《书林清话》也将他视为清刻巾箱本的代表人物（卷二“巾箱本之始”）。
姚培谦在诗歌创作方面以唐为宗，大抵古体宗李、杜，近体学温、李。他自编《元诗自携》，与人合编《元诗别裁集》，也是基于元诗宗唐的立场来撷取其英华。姚培谦是松江人，其地域诗学在明末清初以云间派为代表，有宗唐复古的传统。王嘉曾《姚平山先生传》说：“吾乡自明季陈、夏结几社，狎主敦盘，东南名士云集鳞萃。降及春藻、大雅，流风余泽，犹有存者。先生慨慕其为人，乃设文会于家塾。寓书走币，缔交于当世之鸿才骏生，而东南名士，亦翕然从之。于是开北海之尊、下南州之榻，一时杯盘缟纻之胜，几遍大江南北。而云间之声气，亦骎骎乎复古矣！”（王嘉曾《闻音室诗集》附刻遗文，《续修四库全书》本）姚培谦与同郡黄达、王嘉曾、沈大成等雍、乾年间的华亭诗人，都以振兴云间诗学自任，其诗学观念的核心就是宗唐。以此来观照姚培谦、张景星、王永祺三位松江人士编选的《宋诗百一钞》和《元诗百一钞》，就不难理解傅王露在《宋诗百一钞序》中所说的“论诗必宗唐”的观点。
除了地域诗学传统，姚培谦与苏州人顾嗣立、沈德潜的交往也是影响其诗学观的重要因素。康熙五十九年（1720），姚培谦二十八岁，首次刊刻自著《春帆集》，请顾嗣立作序。姚培谦《松桂读书堂诗集》卷四有《顾编修侠君招饮秀野草堂赋赠》诗，表达了他对顾嗣立的仰慕之情。姚培谦与顾嗣立在诗学方面有很多共同爱好，如温、李诗，顾嗣立有补注《温飞卿集笺注》，姚培谦有《李义山诗集笺注》;顾嗣立有《昌黎先生诗集注》，姚培谦后来编刻《唐宋八家诗》，其《昌黎诗钞》即署“长洲顾嗣立侠君”参阅;顾嗣立于康熙五十九年刻完《元诗选三集》，姚培谦于康熙六十一年刻成《元诗自携·七言律诗》，并在自序中说：“余家颇有元人遗稿，每恨网罗不广。既读顾太史侠君先生所钞十集，叹为巨观。顾卷帙浩繁，卒业未易。而诸体并陈，猝欲寻其涯涘，望洋者往往致叹。至于七言近体，古今作者所难，尤为学者讽诵所急。则于顾本中，撮其精华，并箧中所录咿唔旧本，缩成一编，名曰自携，匪敢云选，备行笈中物而已。”从顾嗣立《元诗选》到姚培谦《元诗自携》，前者讲求全备，后者择其精华，在资料上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的编选目的却有很大不同。姚选采用巾箱本形式，方便读者携带，且只选学者急于讽诵的七言近体，其推广和普及元诗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姚培谦与江南名士沈德潜也有直接交往。康熙六十一年，姚培谦刊刻的《元诗自携》卷十四署“长洲沈德潜确士参阅”，说明二人在康熙末年就有诗学方面的交流。乾隆初年，沈德潜备受乾隆皇帝宠渥，主盟诗坛，但也没有忘记曾经的故交友人。据黄达《姚鲈香传》和《（嘉庆）松江府志》，沈德潜还朝时，向乾隆皇帝上奏姚培谦“闭户读书，不求闻达”，并将他撰写的《御制乐善堂赋注》四卷、《增辑左传杜注》三十卷、《经史臆见》二卷代为进呈御览。随着沈德潜在诗坛影响力的扩大，其宗唐、主格调的观念必然会影响到姚培谦等在野的下层文士。沈德潜先后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刊《唐诗别裁集》，雍正十二年（1734）刊《明诗别裁集》、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清诗别裁集》，唯独不选宋、元诗，这是基于他对康熙年间诗坛宋、元风尚的反拨。紧随其后，张、姚、王三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刊刻《宋诗百一钞》、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刻《元诗百一钞》，从编选动机来看，明显是以沈德潜《别裁集》为参照的，只不过他们持守的是“以唐为宗，兼取宋、元”的诗学立场。姚培谦在《元诗自携七言律诗》自序中说：“自《宋诗钞》一书行世，而学者靡然宗之。一切流连景物、披写情愫，无非是也。而元诗无闻焉。不知宋亦宗唐者也，唐人之格调既衰，而宋人裁以理致;元亦宗唐者也，宋人之面目已厌，而元人复浚以隽才。法乳本同，家风顿别，若宗宋而不知有元，与宗唐而不知有宋何异？……而元人一代之诗，庶不至为宗唐、宗宋者所庋置弗习也。”又肯定元人近体诗在唐宋人之外，“别具一种隽味”。姚培谦以“格调”论唐诗，这是受到沈德潜影响，但他以“理致”论宋诗，用“隽才”和“隽味”评价元诗，则是尊重宋、元诗各自特色的表现，与沈德潜的诗学观并不完全相同。姚培谦等三人身处下层，自然不能像沈德潜那样主持风雅、妄言“别裁”，因而谦称“百一”，取“尝鼎一脔，窥豹一斑”之意。而后人鉴于其编选思想相近，使之组合为完整的《五朝诗别裁集》，这恐怕是原编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康、雍之际，随着盛世的来临，诗坛为了润色鸿业，开始倡导以“雅正”为核心的诗歌批评标准。顾嗣立《元诗选》的早期印本在内封一般押有“别裁伪体亲风雅”白文方印，可以看作这种风气的产物。然乾隆二十九年（1764）沈钧德为《元诗百一钞》作序，却批评顾氏仍然不够雅正：“迨我朝顾太史广搜博采，秀野草堂所刻，号为极富，然意主于备一代之文献，虽稍已汰繁芜而存雅正，若乃别裁去取，精之又精，俾学者由是而之焉，循元诗盛轨，弗坠唐音，而溯源于风骚汉魏，则犹有待也。”由此可见，康熙年间对元诗的接受以文献整理为主要需求，而乾隆年间的诗学已不满足于此，希望进一步加以精选，趋于雅化，以便符合盛清时期的政治、文化需求。与此同时，元诗接受的主体也开始下移，进入了以下层文人为主的推广与普及进程。
姚培谦《元诗自携》二十一卷，每卷都列有二名参阅者，去除重复，计有以下41人：华亭朱霞、徐是效、陆昆曾、林令旭、蒋培穀、顾思孝、吴濬、范仁霑、张德慎、廖昆旸、董杏燧、徐懋绩、陈济、张卿云、俞信，上海曹一士、顾成天、曹培廉、王铸，青浦孙;长洲沈德潜，常熟瞿观光，昆山王之醇;无锡华希闵、华缨、华纮，金坛王步青、曹阶，武进秦宫璧;钱塘张琳，仁和柴潮生;嘉兴李之棫，秀水李宗潮，平湖陆奎勋、陆大复，武塘李安定，甬上蒋拭之，黄山胡金兰，南陵刘敬祖，静海励宗万，锦州赵弘本等。其成员主要分布在苏、松、常、杭、嘉五府，尤以松江府人士为多，几乎占有一半，且参阅者多为下层文人，这充分说明了康、雍之际元诗接受群体的扩充与下移。上述名单中的曹培廉，康熙年间曾在上海刊刻过赵孟《松雪斋集》，确属元诗爱好者。此外，姚培谦曾周济过的华亭布衣诗人翁春（有《赏雨茅屋诗》四卷行世），也“于诗好元人，不言李、杜”（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九《华亭二布衣传》，清嘉庆刻本）。如此众多的下层文人喜爱元诗，才为乾隆年间问世的《元诗别裁集》培育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体，也开启了元诗普及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