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的成书背景,孔颖达 五经正义 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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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末年以后，唐初儒学内部宗派林立，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
　　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一说衡水县）人，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生于隋唐之际的官宦之家。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其“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
　　《五经正义》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下诏曰：“卿皆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孔颖达物三百段。
　　《五经正义》编成后，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主要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还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纬”，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据说当时诸儒观之，“服其精，”“亦称为允当。”因此，“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651年，孔颖达死后3年)，朝廷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流传全国，在各级学校和民间发挥作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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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五经正义》在编撰中曾出现过不少疏漏， 《五经正义》之春秋正义可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和集大成之作，它仍有重要历史地位。不仅对唐代文化、思想、哲学、教育、伦理、社会舆论等的发展变化起过一定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据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说：“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在现有的《十三经注疏》中，唐人注者虽仅有唐玄宗御注《孝经》一种，但注疏则唐居其九，约占70%，在史料的全面和见解的新异上也有一定特色，特别是大胆地吸收引进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一些玄学知识分子注经的成果，促使经学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
　　自《五经正义》始，经学朝着简明和实用的方向发展，如在“礼”经中，取实用具体的《礼记》，而不取难懂、烦琐的《周礼》和《仪礼》；在“春秋”经中只取简明生动的《左传》，而放弃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这对唐以后学风由谈玄转向务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着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
　　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没。《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