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什么诏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编纂、注疏《五经正义》作为标,《五经正义》作为标准答案对经学发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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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北朝遗留下来的经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而且章句繁杂，诸说纷纭，这不利于科举取士。要使科举顺利进行，必须有统一的经学读本。于是，唐太宗诏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编纂、注疏《五经正义》作为标准经学教科书。高宗永徽四年(654)，《五经正义》编成，颁行全国。其中有《毛诗正义》40卷，毛亨传、郑玄笺；《尚书正义》20卷，伪孔安国传；《周易正义》16卷，王弼、韩康伯注；《礼记正义》70卷，郑玄注；《春秋正义》36卷，杜预集解。在这五经中，古文经学仍占居优势。钦定的《五经正义》把众说纷纭的经义统一起来，为明经取士带来了便利，使广大儒生有所遵循，但也窒息了儒学的生命力。士子们为科举而读经，甘心墨守成规，不愿也不敢标立新说。这样，使经学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了，变成了禁锢思想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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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经正义》的内容上看，其《诗》主毛诗，《书》主古文，《易》用费氏一派，《礼》则注重实用博杂的《礼记》，《春秋》则偏重《左氏传》，基本上以方文经为主，结合了一些隋唐经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教材，其偏重训诂考据而轻视思辨和发挥。虽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学、记诵、考试等等带来便利，但对思想的发展却造成相当大的束缚。正是因为经生士子习经应试皆墨守《正义》规定的标准答案，不敢提出异议、自立新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经正义》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唐朝乃至后代的经学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