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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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民国农村似乎存在着严重的土地兼并，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 　　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地主，哪些人该属于地主哪些人不该属于地主，农民的普遍贫困是不是土地兼并的后果……等等，都是需要重新考量的问题。 　　调查显示，民国农村大地主极少 　　通常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条“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的周期律：王朝越到末期，土地越集中到部分地主手里，农民越没活路，于是揭竿而起。近代“土地革命”的正当性，也建筑在这一周期律之上。但考之史料，至少自北宋以来，这个周期律是不存在的——自北宋到民国，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的大趋势，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大地主数量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到明清两代，中国农村的大地主就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之所以将讨论限定在“至少自北宋以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北宋之前留下的资料很少。二是北宋之前，朝廷经常搞“均田制”改革，即便存在所谓的的周期率，也会被改革打断。自北宋开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先河，放任民间土地自由买卖，此后各朝大体沿袭成例。按“常理”，土地既然可以自由买卖，兼并理当愈演愈烈。但事实却相反。北宋时，地方政府登记在册的占地400亩以上的“一等主户”为数尚且不少，但到明、清两代的黄册和编审册里，这类规模的地主却已很难看到。以河北获鹿县为例，据该县编审册统计，占地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康熙四十五年只有1.19%，雍正四年只有1.54%。考虑到这些“大地主”大多几代未曾分家，其人均占地数与平常农户间的差距只会更小。正如台湾学者赵冈所说：“对明、清农村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都同意，到了明、清，大地主已经消失，田产是分散在自耕农及中小业主的手中。” 　　进入民国，农村土地这种“越来越分散”的趋势仍在继续。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是日本为侵略中国而设立的特殊企业，其重要业务之一是对中国国情做细致的实证调查。1935年，“满铁”调查了华北453个村落的土地分配状况，并记录了每个村庄最大地主拥有的田亩数。其中，占田千亩以上的地主只有两户，2/3村庄的最大地主占田不超过200亩。同期，南方土地的分散状况更严重，据安徽、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1939-1940年代“满铁”还调查了江苏南部4县11村，结果显示，这些村庄里，“地主户”有173户，“佃户”却只有159户，平均每户“地主”只出租4.92亩地。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地主已经非常之少（刘文彩这类特殊的官僚军阀地主，不在本期专题的讨论范围之内）。一个占田200亩的10口之家的“地主”，和一个占田20亩的3口之家的“自耕农”，区别其实没多大。把前者划归“大地主”，把后者划归“自耕农”，不过是政治意义上的文字游戏罢了. 人口激增导致“土地兼并”越来越难，已不具备产生大地主的土壤 　　上述事实会引发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政府放任土地自由买卖之后，土地兼并不是愈来愈烈，反而越来越缓？大地主不是愈来愈多，反而越来越少？地主平均占地规模不是愈来愈大，反而越来越小？ 　　答案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增长。自1072年到1950年，人口从1亿左右激增到超过5.5亿，人均耕地也从5.45亩降到了1.74亩。一方面，地少人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农民对土地越来越珍惜，除非万不得已，轻易不愿出卖田产。清代同治年间编纂的《黄县志》里记载：山东黄县“地寡人众，惜地如金……虽有豪强，无由兼并”，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农户储蓄剩余财富的速度，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变慢，土地价格则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上涨。这一降一涨的双重压力，使农户越来越难以扩充田产，在清代晚期，往往需要经过几十年或几代人，一个中产之家才有可能买进几十亩地。人口的增长，正是导致“兼并”越来越难、地主规模越来越小的主因。 　　另外，假设某中产之家用20年的时间顺利使耕地占有量翻倍，它也很难循着这一财富积累模式变身为大地主，因为它马上还会面临着一个诸子分家的问题。该中产之家若只生一个儿子，其户均田产会翻倍；若生了两个儿子，户均田产会维持不变；若生了三个儿子，户均田产就要减少了。明、清以来中国人口激增，平均每户人家的育子数量远不止两名，诸子均分家产的传统，破灭了许多中产之家的“大地主梦”。 　　民国农村的普遍贫困，与“兼并”没多大关系，也不是单靠土改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疑问是：既然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村土地分配不存在兼并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反而有平均化的趋势，为什么民国政、学两界的有识之士，当年又都在大谈农村的衰败与破产呢？农村没有严重的兼并，为什么会普遍衰败？难道这些人所见的农民的普遍贫穷，不是事实？ 　　其实，把农民的普遍贫穷归因为土地兼并，进而以“打土豪，分田地”为药方，仿佛只要“均贫富”，即可挽救农民的普遍贫穷，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误区——财富均分与普遍贫穷，并不截然对立，而是可以共存的；而且，普遍贫穷往往还会促进财富均分。当人均耕地和人均耕种所得降到很低的程度，而农民又很难有其他行业的出路，只能继续呆在土地上时，土地分配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只会越来越平均。对民国农村的普遍贫困，红色经济学家薛暮桥了然于胸，1932年，他以无锡礼社镇为考察对象，写了一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其考察结论是：“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连“中小地主”都普遍破了产，可见当时农村衰败的境况；更可见这种衰败，与地主的“兼并”没有多少关系。 　苏区反围剿的红军战士。土地革命没能解决苏区农民的普遍贫困，1933年前后，“扩红”已相当困难。 　　当时的学者如胡适、张元济等人，其实已经分析总结了民国农村衰败的三大原因：1、工商业极不发达，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被困在土地上；2、受西方经济冲击，中国农村粗疏的主、副业无力抵抗；3、政局动乱，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因为第二条的缘故，当时已有很多学者注意到：民国农村的衰败，远甚于清代。在这种全面衰败下，“土改”（尤其是暴力土改）作为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模式，在短期内虽可获得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的拥护，但长期看来，仍解决不了农村普遍贫困的问题，因为问题并不出在分配环节——以苏维埃所在的江西、福建两省为例，如黄道炫所言，“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而如果人人均分土地，当时闽、赣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从一亩到两亩，不能说当年的土地革命对底层农民没有吸引力；但仅仅从一亩变成两亩，也绝不能说土地革命足以解决农村的普遍贫困。 　　而且，当时一般地主和佃农的界限也往往很模糊 　　如果进一步深入到地主与佃农的互动当中，还会发现：因为种种特殊契约关系的存在，地主与佃农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地主并不能始终保持对佃农的剥削优势，有时候甚至地主还想要变成佃农。看完下面这个“永佃制”的例子，即不难理解一二。 　　“永佃制”下，地主拥有田地的所有权，佃户拥有田地的使用权所谓“永佃制”，顾名思义，就是说佃户享有永远租佃耕种地主田地的权力。具体说来，就是将传统的土地产权分成两份：地主一方享有田地的所有权，称为“田骨”；佃户一方享有田地的使用权，称为“田皮”。“田骨”和“田皮”，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如田底与田面、大苗与小苗等等。这是一种从从中国农村底层自发产生并发育成熟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和佃户都享有独立自由处分其产权的权力，佃户可以自由买卖、赠予、典押自己拥有的“田皮”，地主也可以自由买卖、赠予、典押自己拥有的“田骨”。 　　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曾调查过各省“永佃制”所占的比重，结果发现，江苏、浙江、安徽、察哈尔、绥远这几个省份，“永佃制”的比重相当高。具体数据如下： 　　资料来源：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 　　不区分“田骨”和“田皮”，往往会错判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 　　“田骨”和“田皮”分割之后，地主名义上还是地主，佃户名义上还是佃户，但实际上二者平分了土地的所有权，都是土地的实际占有者。这个时候的“租佃”，已只是一种单纯的土地经营方式。 　　不了解这一点，常常会错判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举个典型的例子，顾炎武曾在《日知录》里记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结果，这句话被许多“土地兼并论者”解释成江苏吴中地区90%的土地集中在10%的地主手里，这显然是非常高的土地兼并率了，当地百姓应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实际情况是，当地90%的佃农是永佃农，他们名义上是佃户，实际上却拥有其租佃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这些农民生活得有可能比地主还滋润——时人笔记里常有记载：拥有“田骨”的地主破产，苦苦哀求拥有“田皮”的佃户将土地还给自己耕种，但终究不能成功。 　　佃户拿“田皮”常常更划算，许多地主情愿卖“田骨”换“田皮”，去做佃户 　　一块地被分割成“田骨”与“田皮”两项独立产权，各自的价值该怎么计算？自晚清以来，官方虽然承认这种民间自发的产权分割，但却从未给出过任何价值分割的官方标准。其结果就是，“田骨”与“田皮”的价值，最终都由各自独立的市场来决定。 　　一般来说，在自由市场上，“田皮”要比“田骨”更加抢手。原因很简单：1、“田皮”的交易手续简单，不像“田骨”交易需要走许多政府程序（因为政府只认田骨主人为课税对象），只需双方签署有效契约即可；2、佃户可以把“田皮”再次转手给“二佃户”，自己做“二地主”，“田骨”则不行；3、“田骨”的收益是固定租，而且常常因为“田皮”转手频繁，找不到最终的“田皮”所有者，而导致收不到田租。相反，“田皮”所有者的收益却很有保障。其结果，往往导致作为“二地主”的田皮所有者获取的地租收益，要超过作为“大地主”的田骨所有者。譬如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记载，江西宁都某佃户租种了50亩地，“岁可获谷二百石，以五十石为骨租，以七十石为皮租，佃户自得八十石”，这里头，给“大地主”的骨租是固定的，给“二地主”的皮租，则取决于“田皮”的市场价值，是浮动的。后者大于前者，导致许多“地主”情愿卖掉“田骨”，转而买入“田皮”，成为“永佃制”下的新“佃户”。这种时候，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区别，已经彻底模糊掉了。 　　民国年间，“永佃制”盛行的地区，本村人不愿成为“田骨”拥有者，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譬如1940年嘉定县薛家埭的549亩土地中，有479亩的“田骨”产权卖给了外乡人；苏州郊区和太仓县土改时的调查发现，木渎乡的“田骨”产权全部卖给了商人陈陆顺和蔡治德，白洋乡的“田骨”产权全部卖给了虎丘的小商人，太仓县璜泾区和利民乡的“田骨”产权则全卖给了太仓、沙溪等地的商人。以当时的政治标准来定性的话，这些拥有“地皮”的本地村民都是佃户，那些拥有“地骨”的外地商人都是地主，这些乡村90%以上的土地都被极少数经商地主给“兼并”掉了，村民们都生活在地主们水深火热的剥削之中。但这样的政治定性，真的只是荒唐的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