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9-13 22:04:38
摘自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六版）第二十二章
西方经济学科学性与意识形态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科学的吗？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或整体倾向性属于不完全符合科学要求的范畴，我们下面略加以说明。
第一，根据实践是判别真理的标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完全符合科学的要求。科学是真理的代表，而用实践来判别真理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标准。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马克思①、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持有实践是判别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实证论也坚持科学必须能经受事实检验的论点。
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却尚未通过实践的检验。根据西方学者埃克纳的总结，这一理论体系是由四个部分所组成②，即：（1）无差异曲线；（2）等产量曲线；（3）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4）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曲线。本书的内容表明：上述四个部分构成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而微观经济学又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换言之，如果这四个部分不能成立，那么，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便成问题。然而，对这四个部分，埃克纳继续写道：“关于这四个理论结构，最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它们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还都没有为经济学家在实践上加以证实。”③埃克纳的话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揭示了普遍存在的事实。西方经济学的权威人士萨缪尔森在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中也企图总结出包括上述四个部分在内的“有意义的理论”，即能被实践所检验的理论。④然而，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在他所总结出的命题中，没有一个因之而受到过实践的验证。对经济学命题的认可与否定仍和过去一样，不过是一个仅凭观感的问题。”⑤即使个别的西方学者能注意到实践检验的问题，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对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的论证，其论证的手段非常草率，不符合科学论证的要求。⑥正是由于缺乏实践的基础，许多西方经济学的论点不是由实践，而是由学者的“权威”所论证。⑦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学者承认的。
很可能由于缺乏实践的检验，西方学者在目前普遍地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称为“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paradigm)”或“模式”。⑧根据提出这一名词的西方科学史学者库恩的说法和其他人对该名词的解释，它的含义是：“被一个学科的成员共同认可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所组成的全部整体内容。”应该指出，这里所指的“全部整体内容”仅仅需要学科成员们的“共同认可”，而并不要求“实践检验”，事实上，这一“整体内容”所包括的“信念”、“价值”等范畴是不可能为实践所验证的。很显然，西方学者普遍承认的作为一种“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的西方经济学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西方实证主义的对科学这一范畴必须通过实践验证的规定。因此，它不符合科学的要求。
第二，西方经济学还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部一致性，即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抵触的说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相互矛盾的说法大量存在。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传统的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和凯恩斯的不能自我调节的对立；人们规避风险的倾向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抵触；作为实证的排除价值判断的理论部分和作为规范性的带有价值判断因素的政策部分之间的冲突；如此等等。
当然，在科学研究中，不同学说的暂时存在是可以容许的，资料的积累和分析的深入最终能对正确与错误的说法加以判别。然而，经济学却很难，甚至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一本颇具权威性的《西方经济学百科全书》写道：“经济学系从争论中演变出来。经济学家们从来都很难具有相同的见解或者完全同意某一个见解。对经济学家的一个有把握的预测是：在他们之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意见。”⑨像西方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大量而又往往无法加以消除的理论矛盾却不是科学研究的正常现象。
第三，科学研究的进展所取得的成果往往是积累性的，而西方经济学却不是如此。在一般的科学领域中，随着研究的进展，新的理论不断建立，而原有的正确理论会被保留起来，因此，一门科学所积累的正确知识越来越多。例如，在物理学中，牛顿力学固然能解释宏观物体的运行，却对原子核内部的粒子运动不能加以论证。物理学的进展使它在保留原有的牛顿力学之外又增添了原子理论，从而，物理学在解释宏观物体运行之外，还能对原子内部的运动情况加以说明。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理学所含有的正确知识越来越多，所能运用的范围也日益广阔。
然而，西方经济学情形却不同于此。本书的内容表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新的理论往往排斥掉旧的学说，新旧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补充而是相互排斥，因此，正确的理论（如果存在的话）并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积累起来，从而得以增加其数量。例如，边际效用论的出现完全排斥掉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在1936年出现的凯恩斯定律压倒了原有的萨伊定律，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相反的关系又可能形成；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为卢卡斯，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韦林说：“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部分经济理论站不住脚。”⑩换言之，学说的流行不取决于其内在的正确性，而要看历史发展的条件而定。这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而改变其基本内容的理论体系显然谈不上什么永恒的科学真理。
第四，苛刻的假设条件。假设条件是为科学的研究所必需的。假设条件越宽松，越能符合现实生活，则由此而导致的成果会具有越大的一般性和较宽广的应用范围。
然而，西方的基本理论体系的假设条件是异常苛刻的。例如，在论证作为它的核心观点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时，除了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外，至少还存在着16个其苛刻程度相类似的假设。⑪这里再举出两个作为例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一切消费品和资本品都是可以无限分割的。这就是说，冰箱、钢琴、电视机、洗衣机等消费品和机器、桥梁、飞机、火车头等资本品可以被分割为无数个小型的同类物品。其二，收入分配对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影响。很显然，在二者之中，前者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后者违反了西方学者自己一向坚持的利己动机的说法，即“理性的人”的说法。这些事例向我们表明：建立在这种违反现实的假设条件之上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或整体倾向性大体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乌托邦，甚至被相当多的西方记者称为神话。⑫乌托邦和神话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在这里，西方学者的问题是：他们把根据苛刻的假设条件而得到的乌托邦和神话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现实，这显然违反科学的原则。
其实，虽然西方学者的总的倾向往往是把西方经济学说成是科学，然而，迫于现实，他们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自己有时也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不完全是科学。西方知名学者鲍莫尔和布兰德说道：“经济学具有某种精神分裂症。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它是最为严谨的学科，但是，和譬如说物理学相比，它看起来肯定具有更多的‘社会的’，而不是‘科学的’成分。”⑬萨缪尔森也曾写道：“经济学含有的科学成分永远和它含有的艺术成分一样多。”⑭可见，不论是用分裂症，还是用艺术成分的表达形式，西方学者承认西方经济学不完全为科学是显而易见的。
二、科学主义⑮
第一个导致误解西方经济学的事实是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系指一门学科中的成员虽然在表面上使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却未能得到科学的结果，使该学科成为科学，从而科学方法仅使该学科貌似科学，而在事实上却不是。这种科学主义的事例大量存在。西方用于算命的星象学使用合乎逻辑的语言和复杂方法，甚至用立体几何的方法确定星座的位置；我国带有迷信性质的风水先生也使用罗盘来精确地判明方位。显然，这些科学的方法并未能使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科学。
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其中最突出之点是数学的使用。我们知道，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但要作定性分析，也要作定量分析，经济规律也需要统计数字和经验加以揭示和证明。再说，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总要求优化其活动的决策，而优化在数字上就是求极大、极小问题。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也需要运用数学工具。这些都说明研究经济学需要运用数学作工具和方法，但这种应用应当是正确的、恰当的，而不能误用和滥用。现在有一种不良倾向，即不管研究什么经济问题，都要求搞一套数学模型，弄一个目标函数，列几点约束条件，然后再作一些数学推导，从中引申出几点结论，便大功告成。至于结论是否正确，约束条件是否从实际中来，不必追究。认为只要数学公式成立，推导步骤正确，就是科学的了，而且数学公式越多，推导越复杂，科学性就越强，理论也越深。这实在是对数学的误用和滥用。实际上，经济生活是十分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又是多变的，很不确定的，这使许多经济问题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或复杂的数学模型加以概括和研究。总之，数学对研究经济学是很有用的，但是数学只是工具，数学工具的运用要恰当。数学不是目的，数学不能代替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因此，我们把数学的使用作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主义的例子。不少的西方经济学者使用数学方法，而又误用数学方法。正是因为如此，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方经济学家哈耶克宣称：西方经济学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写道：“近来出现的绝大多数的‘数理经济学’不过是一些拼凑而成的东西，其不精确的程度和它们赖以建立的假设条件相同。这些东西使其作者能在一堆杂乱的徒有其表而又无用的数学符号中忽视掉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⑰
可以看到，数学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无关。数学可以对正确的内容进行论证，也可给错误的内容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一门学科是否为科学应该取决于其内容，而不是它是否使用数学方法。例如，生物学、解剖学等并不大量使用数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是科学。由于西方经济学的部分内容并不正确，而又使用大量数学方法加以论证，所以西方经济学含有大量的科学主义的成分。关于这一点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
假设某研究人员试图研究两个经济变量X和Y之间的关系（X可能代表譬如说消费量，Y可能代表譬如说国民收入）。表1的A、B、C三点代表研究人员所收集到的X和Y之间关系的数据或他所观察到的事实。这三点具有如下的数值：
<img src="https://pic3.zhimg./50/bfc8b527fc8d5ded7e52d3bb24ad3eae_hd.png" data-rawwidth="819" data-rawheight="10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19"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bfc8b527fc8d5ded7e52d3bb24ad3eae_r.png">
这三点的数值可以用下图表示出来。
<img src="https://pic1.zhimg./50/8bfae72be99a771899fe303f03b652ec_hd.png" data-rawwidth="303" data-rawheight="215"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03">
现在假设研究人员想根据图1所表示的数据而找出X和Y之间的具体关系，即寻找X和Y之间的关系的规律，这里假设该规律代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
研究人员必须首先决定X和Y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即直线的关系）还是非线性的（即曲线的关系）。不论他所作出的决定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关系，他都可以使用回归的数学方法来找出表示这种关系的参数，即找出表示二者的关系的具体规律。
如果该研究人员把二者的关系确定为线性的，那么，根据回归法而得出的线性方程为：
Y=2.73+0.28X
这一方程的图形如下图所示。<img src="https://pic4.zhimg./50/8e1859fd378186fbbe57c31a7f874277_hd.png" data-rawwidth="279" data-rawheight="202"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79">
如果该研究人员把二者的关系确定为非线性的，那么，他根据回归法而得出的非线性方程为
Y=2.7+0.62X－0.07X2
这一方程的图形如下图所示。<img src="https://pic3.zhimg./50/1d26b3754e8f0161b7115bfb4699a65a_hd.png" data-rawwidth="278" data-rawheight="197"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78">
上面的例子表明，如果X和Y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线性的，即代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是正确的，那么，这里的回归法（数学方法）可以为正确的内容进行论证，即求出它的方程和图形。与此同时，在这里，同样的回归法也可以为代表错误内容的非线性关系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即求得非线性关系的方程和图形。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误用的例子为数众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⑱
除了误用数学以外，滥用数学也可以造成不良的后果。为了片面地追求研究的精确性，一部分西方学者往往把不能用数学来解决的课题排除在外，而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又经常是数学无法解决的，如贫穷、污染、货币金融危机等等。这种滥用数学的后果是经济学者所致力于研究的只能是一些数学方法所能涉及的一些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问题，从而使经济研究和社会的现实日益远离，成为没有实践作用的东西。对此，一位西方学者说道：“甚至连学生们也怀疑经济理论的实用性，转而改学某些‘现实的’学科，如金融、银行、企业管理等，以便获得谋生的职位。”⑲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是否正确与使用数学无关。在内容错误或不当的情况下，数学可以导致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主义。因此，上面哈耶克和凯恩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主义的评语是符合事实的。
三、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隐讳
另一个导致误解西方经济学的事实是它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隐讳。马克思主义公开承认，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从而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也确实如此。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哪怕是稍有名声的西方经济学者提出反对的意见。一位从事意识形态研究的西方学者写道：“在广阔的经济思想的总体范围上，意识形态的存在一般是被承认的。”⑳对此，以其增长模型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索洛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利益、意识形态和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 ㉑
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还是持有尽量加以隐讳的态度，特别是在教科书中，它们往往以科学著作自居，很少甚至根本不谈意识形态问题。例如，萨缪尔森在他的那本著名的教科书中写道：“归根结底，经济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哪一种政治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它使我们具备参加辩论的知识。”㉒这里显然表示西方经济学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西方学者尽量讳言意识形态的说法往往使初学者产生误解，误以为西方经济学只从事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首先，实证研究本身并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实证研究牵涉到对资料、数据和事实的选择，而选择何种资料、数据和事实作为研究或分析的对象又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例如，在辩论会上，参与辩论的双方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资料等来进行论证。其次，即使是同一事实，也可以对它施加不同的解释。例如，在法庭审判时，面对同一案件事实，原告和被告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而西方学者往往具有相同的倾向。一本西方经济学词典写道：“经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含有科学成分，而越来越少地含有艺术成分。尽管如此，经济学者仍然可以对同一数据作出不同解释。”㉓最后，西方经济学并不全然进行实证研究。福利经济学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此外，西方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策建议，而西方学者公开承认，政策建议与意识形态有关。例如，萨缪尔森写道：“保守主义经济学者尽力进行争论，力求减少政府涉及的范围以及终止对收入的再分配。自由派经济学者则往往致力于扩大医疗保健范围，以便使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受惠，并且主张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对付失业问题。”㉔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学者企图尽量远离意识形态，但是，要想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根据一般人所接受的定义，意识形态是“某一社会集体所具有的思想、观点、态度和感情的体系”㉕。按照这一定义，任何一个上面提到过的“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㉖都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因为正如西方学者所承认的那样，“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向人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建立观点、决定态度和判别是非的框架”㉗。例如，如果有人全盘接受了本书所介绍的主流经济学这一“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那么，他的思想势必被限制在资本主义永恒存在的范围以内，因为这一“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把资本主义当做“给定的数据”，即客观存在的事实；他的观点势必偏袒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表明，该制度代表一个理想社会；他的感情势必倾向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因为这一“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宣称：该制度给予人们以选择的自由；他的是非观势必以能符合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判别的标准，因为这一“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证明，任何脱离资本主义的事项都会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西方经济学者之所以比较偏向于资本主义，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所受到的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关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也是承认的。㉘由此可见，如果有人误认为西方经济学完全是科学而把它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那么，他也就在实际上顺从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他会用西方社会的标准来判别某一个社会事物的正确与错误。这便是西方学者隐讳西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的手段对个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然而对整个社会说来，后果尚不限于此。
上面所说的社会事物包括政治体制、价值判断、伦理道德、行事准则等。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人，用外国社会标准来判别自己社会的事物的正确与错误，那么，该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而失去凝聚力又意味着社会将会瓦解和走向混乱。这就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西方经济学所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2版，第1卷，14~23页，613~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参见埃克纳编：《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科学》，208页，纽约，夏普公司，1983。
③ 同上，211页。
④ 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分析的基础》，增订版，4页，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
⑤ 海尔勃伦纳、福特编：《对经济学现实意义的再度考察》，26页，美国加州，固特异出版社，1976。
⑥ 参见柯兰德、布兰纳编：《经济学教育》，120~121页，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2。
⑦ 同上，108页。
⑧ 参见布劳：《经济学的方法论》，30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埃克纳编：《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科学》，4页，纽约，夏普公司，1983。
⑨ 格林沃尔德编：《西方经济学百科全书》，323页，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2。
⑩ 参见《参考消息》，1995-10-12。
全文如下：
卢卡斯的理论改变了经济思想
【路透社斯德哥尔摩10月10日电】题：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工作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思想（记者特雷弗·达特森）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说，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罗伯特·卢卡斯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方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奖状中说，现年58岁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是因为“改造了宏观经济分析和深化了我们对于经济政策的理解”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更重要的是，卢卡斯的主张已经变成了高层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科学院秘书长雅各布森对路透社记者说：“卢卡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理论对于经济政策，以及对于经济理论确实有着重大的意义。”他说：“卢卡斯研究的是行为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领域。他的研究是同人们的期望值有关的，而期望值是人们从信息中得到的东西。”
瑞典皇家科学院多年来一直是把奖金颁给在40年代和50年代从事重要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而这次颁奖给比较年轻的卢卡斯，这表明该科学院已决定把奖金颁发给较近期的研究成果。
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韦林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多数经济理论站不住脚了。他也是自那时以来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卢卡斯对经济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关于理性预期的假说。卢卡斯揭示了对于家庭、公司和政府所作出的决定的未来期望值的重要性。
雅各布森说：“既然已经证明期望值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你就无法再依靠关于事物的相互关系的老概念了。”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工资政策。通货膨胀预测和劳动力的供给对于工资协议的工资水准有直接的影响，而工资协议的工资水准反过来又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因素。
卢卡斯还推翻了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的这样一种理论，即可以通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失业加以控制，而采取这种政策反过来又将导致通货膨胀。
这种理论认为，各国政府可以选择一种通货膨胀水平，去同它们所期望的失业水平相适应。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卢卡斯在1972年的一项研究中证明，“无论怎样去推行稳定政策，这种政策是不可能系统地影响长期的就业状况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已经证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看来并不能使就业不断地增加。”这就证实了卢卡斯的假设。
卢卡斯生于华盛顿州的亚基马，1964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⑪ 参见格拉夫：《理论福利经济学》，142~154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7。
⑫ 参见柯兰德、布兰纳编：《经济学教育》，111页，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2。
⑬ 鲍莫尔、布兰德：《经济学》，7版，10页，纽约，德里顿出版社，1997。
⑭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16版，23页，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98。
⑮ 英文为scientism。
⑯ 参见柯兰德、布兰纳编：《经济学教育》，109页，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2。
⑰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98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6。
⑱ 参见布赖特：《经济学者如何误用数学》，见：埃克纳编：《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科学》，166~168页，纽约，夏普公司，1983。
⑲ 弗莱乔编：《当代经济理论》，9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99。
⑳ 塞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温特鲁勃编：《现代经济思想》，472页，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
㉑ 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见：克伦道尔与埃考斯编：《当代经济问题论文集》，11页，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
㉒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16版，276页，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98。
㉓ 格林沃尔德编：《现代经济学辞典》，153页，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3。
㉔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16版，275~276页，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98。
㉕ 威尔辛斯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百科辞典》，239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84。
㉖ 即paradigm。
㉗ 塞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温特鲁勃编：《现代经济思想》，467~484页，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
㉘ 海尔勃伦纳、福特编：《对经济学现实意义的再度考察》，7页，美国加州，固特异出版社，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