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以来，央行先后45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03年以后就多达40次。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下行压力，市场上形成了较强的降准预期，可考虑以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为突破口，推动与之相关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
为减轻巨额存款准备金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沉重负担，应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目标。
存款准备金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1984年我国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要求银行向央行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主要目的是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发挥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进入21世纪，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规模迅速增加。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大量买入外汇，形成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同时，为防止由此造成的货币供给过度扩张，央行不得不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对冲干预，控制银行信贷供给能力。鉴于与央票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比，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外汇的成本低、见效快，央行近些年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自1984年以来，央行先后45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03年以后就多达40次，由此确立了存款准备金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主体地位，并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年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副作用日益积累和显现，不仅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能力，亟待进行调整和完善。
一是存款准备金率过高锁定了大量金融资源。2003年以来，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40次调整中有32次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最初的6%上升至目前大型金融机构的20%、农村合作银行的16%、农村商业银行的14%。由于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不能用于清算支付，银行还需在央行持有一定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因此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实际存款准备金率应在20%以上。以2013年年底为例，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达20.6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6.2%，占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3.6%。这种非市场化的调控方式大大削弱了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是巨额存款准备金抬高了国内预期年化利率水平。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一项资产，目前央行付给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预期年化利率为1.62%，超额存款准备金的预期年化利率为0.72%，平均在1.5%左右，远低于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综合成本。因此，商业银行只有通过提高其他资产，主要是贷款预期年化利率，同时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才能抵补缴存存款准备金的机会成本。据测算，即使是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中小金融机构，贷款预期年化利率也需要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才能抵补向央行缴存存款准备金所带来的成本。这就形成了我国高储蓄率和全球“超低预期年化利率”背景下的“国内大规模货币信贷投放与预期年化利率利差居高难下”并存的格局。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存款准备金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税收，最终会通过高预期年化利率和高利差将成本转嫁给实体经济。目前存款准备金的规模已超过GDP的三分之一，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而且还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