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文化含义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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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音】：nèi shèng wài zhǔ
 　　【解 释】：指一方面具有圣人的才德,一方面又能施行王道.这是道家的政治思想.
 　　【出 处】：先秦·庄周《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所谓“内圣外王”实际上是指通过内心修养成为圣人，再将其内修的“浩然之气”转化成为兼济天下的事功—所谓由“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最后“治国平天下”。“外王”因为有“内圣”，所以不至于沦为为了权力无所不为；“内圣”也同样因为“外王”而不至于陷于无补于事的空谈。二者交互作用，由内而外，以外见内，形成了儒学内外兼修福慧双至的理想人格。 内圣外王在于正其身，亦在于诚其意。以出世之道，寻求入世之利；以入世之利，得出世之乐，这就是内圣外王的真正境界。不过，理想跟现实总是对立的。“内圣外王”之说，也逃不脱这样的宿命。在中国历史上合“内圣”与“外王”一体的“圣王”从来没有出现过——要么，做内圣如孔于，虽然修养奇高，却无从得势，只能奔走各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要么外王如历朝君王，权倾天下，令行禁止，却一个个视圣人必修之“仁义道德”如刍狗。孔子的学生公孟子就曾感慨：“昔者圣人之列也，上圣应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下哉。”二者所以对立，有如下表现。首先，内圣与外王两者价值目标不一致。内圣的价值目标应该是“‘仁者安仁’、‘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圣人必须代表着“天命”，“周乎万物，道济天下”，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而“外王”的基础就是他的政治权力，没有或者失去了政治权力，就没有或失去一切。因此，外王事功的根本出发点是创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也决定了外王的价值目的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其政治权力的得失成败而展开。这当然是“内圣”的价值目标所无法容纳的。其次，在行为规则上内圣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其行为规范必须符合“道义”的原则，因此，圣人都是以“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安仁济世”为其行为规范准则。而外王则以个人政治权力为价值目标，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夺取和占有本身是非道义性的，而为了这个非道义的目的而采取非道义的手段，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古代的君主大都是通过“打天下”获得政治权力，然后继之以世袭。“打天下”意味着政权寄之以强势的个人手中。世袭则意味着政权寄之于家族手中。恰恰违背了“内圣”的“道义”原则，与“内圣”的行为规范准则根本对立。最后，在实现的现实途径也是根本对立的。内圣的实现途径可以用“成己成物”来概括，即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增进德智，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然后将内化为自身内在要求的“仁”推及他人，也就是“成物”（也称为“及物”或“济物”）。这样就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圣至王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道德。在君主专制条件下，所谓外王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对于身、家、国、天下的作用和影响的顺序却是相反的。封建社会的王者总是首先依靠武力“打天下”、又通过权力“治国”，而帝王“治国平天下”的归宿是为了“家天下”的延续和个人极权的稳固。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权术和强势。
 　　为何 “内圣外王”的学说只是停留于纸墨，内圣转不出外王，德治思想无法落实于政治实践，尤其不能给国民带来普遍的福音？根本原因在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缺乏一套转换的机制，道德理性只能体现于乌托邦的层面。而在道德乌托邦式的社会里，是最无道德可言的。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根源在于性善说。人有自我完善的理性，但更本质的则是一种感性的生物。感性的支蔓既可达到善的王国，同时又是恶的根源。如果缺乏外在的规约性制度，人是很容易滑向恶端的。第二，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仅仅停留于经典的表述，很难通过一套有效的文化机制，落实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饮食男女和自己的患得患失。他们或许能够背诵一两句儒家经典，但却很难将自己的生命价值提升到儒家道德理性所要求的境界。第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张扬，很容易将人们导入一种思想误区，以为只要人人各成其德，整个社会便会在道德理性所规范的大道上发展，而无需外在的制度化的规约。在这样的思想误区里，人们看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力，是奉献而不是利益，是君臣父子纵向的伦理承诺而不是逆向的或横向的契约关系和平等观念。如是，则极大地便利了为君为官为父者对其下属子民的欺凌与压迫，道德理性转而变为极不道德的社会实践。第四，儒家的德治思想，所强调的政治主体在朝廷而不在社会，从而极大地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更有甚者，它使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尊严受到伤害，并处于畸形状态。 因此，内圣与外王不一，二者应一分为二，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这也就是西人所谓“把上帝（‘内圣’）的归上帝，把凯撒（外王）的归给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