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怎样弘扬民族精神,如何在新时期弘扬民族精神

发布时间:2020-07-09 23:33:31

我们应当怎样弘扬民族精神,如何在新时期弘扬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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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为小结
  书上为必修三81页 +立足于社会实践,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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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一)树立远大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中国文化是特别强调理想和境界,境界也就是理想、儒家为中华民族设计了“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和“天下为公”的理想,道家设计了“道法自然”“、小国寡民”和“无君论”的理想,墨家提出厂“兼爱非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理想。秦汉以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中,或者用时代精神解释了这些理想,或者提出了新的理想。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就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他认为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就是符合大同理想的。毛泽东也很欣赏“大同”理想,他把共产主义称作“世界大同”,并为在中国实现“大同”理想奋斗终生。人各有志,都应当建立一个远大的理想,憧憬一个美好的境界。
  (二)加强修养,发扬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美德。
  注重人身修养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自律性、反躬修己的性质。孔子提倡:“君子求诸己,小求诸人。”意思是说,有修养的人,经常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修养的人,才苛求别人。所以他又告诫人们:“躬自厚,而薄责二十人,则远怨矣! " “躬自厚”,是多做自我批评,“薄责于人”,是少批评别人多做自我批评,少责备别人,就可以减少对立面,减少怨言。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把孔子严以律己、注重自己身心修养的思想总结成一条指导人生的格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梁漱溟在论述中西文化的区别时说道: 中国文化是向内用功夫的(强调自我修养) ,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功夫的(提倡认识物性) 。重视人生修养不但是中国文化之特点,也是中华民族之美德。普通的人通过修养,提高自己的素质,才可以取得事业的成功,中国文化总是把做人、修养放在首要位置。
  (三)强调关心国家利益、他人利益,以人民利益为先
  孔子的仁学,仁者爱人,忠恕之道,墨家的兼爱非攻,都是以爱他人,关心他人利益为重。按照“忠恕之道”,主张“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对待别人的慈爱之心,也就是“推己及人”,亦即平常所谓“群体和谐”精神。北宋开明政治家范仲淹更把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概括为脍炙人口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芳数百年,激励开明政治家去关心人民利益的传统美德。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也以此为高尚的道德标准,为民兴利,为国除害。
  (四)坚持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国文化始终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对自然的积极主动精神,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周易乾卦传•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说天道运行刚健有力,君子法天,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正是《周易》所反映的中国文化精神,也是数千年积累起来的传统美德。孔子正是遵循这种精神奋斗了一生,把自己铸造成为人类的伟人。他在晚年面对自己的弟子述说自己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时说:“其(指自己)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 曾参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的观点。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激励着数以千万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终生奋斗。
  (五)发扬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美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向来被认为是志士仁人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理想与信念的高尚品质和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也在中华文化的史册上谱写了新的动人乐章。
  (六)发扬孝敬父母、尊师重道的美德
  孝敬父母、尊师重道是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有人称中国文化是“孝文化”,这是有道理的。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孝道”,我们当然应该进行分析、鉴别。但是,孝敬父母的基本思想,则是数千年调整、和谐家庭关系所积累起来的伦理规范,成为中华民族历代所认同的传统美德,今天仍然应当继承和发扬。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另一个重要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向来有“天、地、君、亲、师”并列的提法,这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又说明了“尊师重道”的传统。
  政府
  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传统伦理道德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与我们整个民族的血脉融为一体。在相当长的时间长河里,并成为历代前人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评判标准。到近现代,尽管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一些具体问题还存在着矛盾与争议,但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许多东西都成为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道德观。特别是儒家思想提倡的谦逊、诚信、仁义等,这些都值得今天的人们继续发扬光大。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倡导整体和合精神,强调为社会、国家、民族效力的爱国主义信念。
  这是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第一要义。早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诗经》,对此就有过明确表述,认为“夙夜在公”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强调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信念,倡导整体协调精神,这是几乎没经过任何争论就被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在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枚不胜举,也赢得了无数人的敬仰和礼赞。人们看到,从出使匈奴的苏武,到抗金名将岳飞、抵御清兵的史可法,以及戊戌变法中慷慨赴刑场的谭嗣同,乃至解放战争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他们在历史的疆场上一个个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爱国献身情怀,支撑着他们的追求,始终视死如归,最终留下可歌可泣的动人历史篇章。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岳飞。以前在高中上课时,大家曾就他的功过做过争论。有人认为,现在提倡民族大团结,而岳飞抗金属于内部斗争,阻碍了民族融合,延缓了历史发展进程。这种说法实在显得荒谬。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金兵入侵烧杀掳掠,跟现在的民族融合完全有着本质的区别。更何况,我们所推崇的是他的荡气回肠的爱国情愫,是他背上那熠熠生光的“精忠报国”坚定志向。至于历史评议如何,那重要吗?只要看看岳庙里人们虔诚的顶礼膜拜,看看门外秦桧夫妇可恶的跪像,人们的爱憎已经一目了然,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前人已随前尘去,后人必将踏尘来。”在先人榜样的感召下,今天的人们又该做些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说,现在是和平年代了,国家安定团结,那爱国又从何去做?其实,爱国并不只局限于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时能挺身而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适合国家需要的事情,都是爱国的行为。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全民对此表现出的那股愤怒就是一种爱国。由此产生的奋发向上的工作、学习劲头,也是一种爱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符合国家的需要。事实上,爱国也可以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包括按期交税,节约用水、用电,不乱扔垃圾杂物等等。就我们大学生而言,坚持勤奋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回报。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大学生应多关心时政。眼下有很多学生都缺乏一种政治参与意识,认为那仅是一些政治活跃分子的事,与已无关,有些人甚至不了解最基本的国家政策,不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几年召开一次……这不能不让人忧心。要知道,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关心它、评论它。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才不会象《沉论》中的“我”那样,羞于在日本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国籍。
  值得高兴的是,刚刚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正引起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关注,这是件很好的事!我们国家的所有国民,应该融成一种坚固的民族整体精神,实际上这正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有力延伸。一个国家要发展,仅仅靠一个党、靠一个政府,力量肯定不够,它还需要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在其中仅仅是充当方向盘和润滑剂的作用。整体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个木头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说的都是整体智慧和力量的强大。而新时期的整体精神,则要求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真正实现民主和进步。在平时,大家也许是各忙各的,但到了关键时刻,我们整个民族必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团结一致,从而同呼吸、共命运。可以说,正是由这一点在维系着我们国家的存在,进而不断繁荣昌盛。也许大家并没有忘记1998年的长江洪灾,那年,无数的人民群众自愿加入到抗洪队伍,军民协同奋战在最前线,其中涌现出很多的抗洪英雄,甚至有人为此不惜牺牲生命。每到危难时刻,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处,自觉地体验着那份紧张与痛苦。洪灾过后,在举国上下又立即掀起一阵捐钱捐物的热潮。归根到底,这些都是民族整体精神深得人心的体现,更确切地说,是融汇了符合群众利益的整体主义思想感动社会的结果。
  二、推崇“仁爱”与人际关系和谐原则。
  在人与人的相处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强调要“推已及人”。孔子曾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积极的着处世态度。在今天,这种思想仍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仁爱”就是要求我们保持一颗怜悯、同情和爱护的心,能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佛教殿堂中专门供有一尊“泪观音”,也是包含着这层寓意。如果在为人处事中能够相互体贴和帮助,人与人之间的许多矛盾也就容易化解。“仁爱”还有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尊重和理解”。即使是对一个乞丐,我们也不应该漠然视之。设想端来一碗饭,却向着乞丐“呼尔而与之”,那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乞丐“弗受”。因为乞丐也是人,同样有着为人的尊严,他沦落到乞丐,也许是迫不得已,而世人的嘲笑和鄙视很可能会把他逼上绝路。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有专门骗钱敲诈的假乞丐,或许还有人上过他们的当。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为此而拒绝所有的乞丐呢?对这一点,用著名作家沙叶新的一首诗来回答倒是较为恰当:“即使我上当一千次/受骗一万次/我依然坚信/这世上/总有一句话是真的/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总有一片情是纯的……”,是的,我们应该更多地用爱心来看待这个世界,宁可被一千个假乞丐欺骗,也不要使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孤立无援。
  人际关系和谐也历来为传统道德所强调。当我们拥有一颗仁爱的心,就一定能为周围人所接纳、所热爱。传统道德要求我们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要求“忍”字当头。这显然有利于人际和谐,但要注意的是,这个“宽”到底宽到哪种边际?“忍”又忍到什么程度?对人固然要谦和,但并不意味着事事屈从;要尊重他人意见,但并不意味着随声附和;要能容纳朋友缺点,但并不意味着任其堕落;要乐于助人,但并不意味着一切代办。我们交朋友,实际上也是一个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过程。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意思是说,只有使人不断进步的友谊,才是真正可以持久的友谊。今日强调的人际和谐,必须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方可健康、牢固。
  三、弘扬人伦价值,讲究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道德责任和品格。
  中国传统道德所指的人伦,往往是以家族为本体,以血缘为纽带。其中最注重的无疑是“孝道”,并由此而衍生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等道德信条。
  孝道可以说是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前提。在中国,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相比于西方的亲情淡漠,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古代,人们要求“父母在,不远游”,父(母)亡须戴孝三年,不出家门,这都体现了古人对“孝道”的重视和程度之深!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来一一列举古人力尽孝道的例子。因为在古人那里,尽孝几乎已经成为跟吃饭、穿衣一样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偶尔出了个不孝之子,不管他在其它方面多么优秀,那也必定为众人所不齿,弃之唾之恨之有甚——要当不孝子孙,看来也很要一股勇气。孝顺父母是一个人有仁爱之心的初始体现,包含对父母辛劳之心的理解和尊重,值得推崇和提倡。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尤其需要提醒人们勿忘父母养育之恩,更进一步,也许很多人在懂事之后还要意识到如何报效国家。但是,不少人连孝敬父母都没有尽到责任,他们只是按月给老人寄去一点钱,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而事实上这远远不够,因为父母更需要的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发自儿女内心的关爱。记得有一首歌《常回家看看》一时红遍大江南北,就是因为它唱出了人们共同的心声:“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帮爸爸捶捶背来揉揉肩……”,老人需要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份饱含温情的敬重。对我们大学生而言,现在都远离家乡在外地求学,虽然不必死守“父母在,不远游”的教条,但你是否经常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呢?是否会在父母生日那天送上一句“生日快乐”的热情话语?也许有些人觉得常跟家里打电话没什么好说。殊不知,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与你有关的琐事,都是父母关注的对象。多聊几句,不只是权利,更是一种义务与责任。可惜的是,太多的父母只顾得嘱咐子女加衣服(天气转凉的时候),并且在子女生日那天打电话过来叮咛他们“多吃几个鸡蛋”,却鲜见大学生相同的回报和音讯。是因为他们太忙,忽略了,还是觉得这种小事不值得一提?不管怎样,为了父母,有些事情我们照理应该去做,因为,长辈们同样需要。
  如果说“尊老爱幼”是“孝道”的第一步行动,那么它的第二步扩展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进一步,则是围绕着“礼”,在为人处事上尊崇一系列原则,如女子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些都因为其陈腐和偏激,而随着历史被逐渐湮灭。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便是谦虚。古人强调为人须谦逊有礼,所谓“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因此越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就越应该谦和。你一句“仁兄高见”,我得说“哪里哪里”;再一句“兄台真是才识过人”,又需回一句“不敢当、不敢当”,这一客套常会让不知内情的西方人“摸不着丈二头脑”。一般来说,中国人喜欢迂回曲折,而外国佬都是直肠亮肚,很难说到底孰好孰坏。这里,只想提醒人们一句:“谦逊不要变成谦卑,自信不要变成自负”才好。
  四、追求精神境界完美,宣扬个人修养的持之以恒。
  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道德伦理。古人十分重视精神生活的完美,注重个人修身养性,这也正是许多文人能够安贫乐道、奋进不息的原因所在。隐居田园的陶渊明,“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何等优雅的气度!投身汩罗的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漻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又是何等高洁的情操!不仅如此,传统道德还特别推崇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把“义”看得高于生死。这里的“义”,往往包括朋友情怀之义、国家利益之义、民族兴亡之义的广泛内涵。史书有载,与友相约的尾生,宁肯大水漫胸至抱柱而死,终不肯失信离开,这是尽朋友之义;范仲淹面对浩瀚的岳阳楼,感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怀国家之义;荆柯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呼唤民族救亡之义,……历史屡经烽烟,却终不曾使他们的故事丝毫褪色。到今天,先人此般气节,听起来依然让人惊心动魄,泪流不止!是的,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气派,有了这种精神和气派,才不致使人们在物质世界的浑浑噩噩中一味地迷失自我,成为对历史的反叛或无知。
  近而观之,对科大学生而言,我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已显得十分紧迫。这里不禁要问,在一些高校,为什么经常会有思想偏激的人,出国不归的人,为什么年年都有学生发疯或自杀?这种在大学出现的现象,归根到底就是因为部分人未能受到正确思想信念的引导,心理承受力太弱。如果能够多接受一些古人的精神熏陶,有些一时失足的大学生原本可以长成有用的大树。人们看到,在科大校园的BBS上,可以时不时发现有人总是拿科大与北大、清华相比的粗俗文章,颇有些类似阿Q的迂腐味,其实,许多纸上谈兵的争论纯属没有必要。科大究竟好不好?它的实力到底如何?这绝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也不是外界媒体说了就能定论。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科大人只管走自己的路。倘若我们的学风和校风好了,人才出得多了,成就搞得大了,自然能声名远扬。整日里怨天尤人,索这要那,只能是一种浮躁心态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反倒让人家笑话。其实,浮躁的心态不只是大学生身上有,在目前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这可能是当今社会最令人忧虑的一个问题。诸如在社会各界常见的成功后“捧杀”,失败后“棒杀”,唯“钱”独尊,追求无尽享乐与安逸……这种种现象,都是没有抓好自身修养的结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阵“出国热”曾让人才大量外流;九十年代竟出现“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紧接着,又变成“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如此一阵阵风潮,我们年轻人该何去何从?相比于业务知识,精神境界的大厦建造肯定更为重要和困难。我们应该努力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品位,由此才能在纷杂的世界中保持头脑清醒,在浮躁的环境中保持思想进步,在各种时髦的潮流中保持道德纯洁,用但丁的话来说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我们只需要做到对国家、对人民问心无愧,并且是用自己的忠诚、勤奋和业绩来报效国家和人民。
  中华民族的种种优良道德传统,就今人而言,重在继承和发扬,同时,也应当注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选择地吸收对我们现时期真正有益的东西,使之更适合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很好地珍视它、运用它,让社会文明的步伐迈得更快,让祖国的未来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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