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安革命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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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介绍一下这些将军（主要是开国上将以上，开国中将只讲王近山）的历史轶事。

      介绍的第一位人物是曾任国家主席的董必武。董必武既是清末秀才，也是我们红安县第一位马列主义的宣传者。1903年董必武17岁时到黄州府试中了秀才；不久他赴省参加乡试，因寻找试场在省府门前探望遭衙役斥责和拳打含怒还乡。同年再次赴省参加考试，笔试合格，体验时因身着父亲的旧长衫，被误为“年纪太大”未被录取，回后任私塾年余。直至1905年，董必武已满19岁后，才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结识了宋教仁、刘静庵等革命党人，始投身革命活动，成为红安县革命的鼻祖。李先念多次称他为自己的老师。曾被国民党誉为超级红色间谍，对中共的地下情报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面对革命失败后的战略转移，他在长征途中拉着马尾巴走出了雪山草地。他同时还是新中国第一任法院院长，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功不可没。他也是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加入联合国后代表我党联大签字的领导人。至今，我们红安县山上的许多树木，就是在他的建议和支持帮助下栽下的，已郁郁葱葱一片。

      介绍的第二位人物是李先念。李先念1909年生于李家大屋红马寨下的九龙冲里。人们曾经这样传唱这个九龙冲：“红马寨下九龙冲，十年就有九年空。地主逼租又逼债，恶霸横行在乡中。穷人面前三条路，卖儿讨饭打长工”。他原来是一个木匠，最后率领家乡农民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8年秋，他率领游击队编入红军，1931年10月，在重新参加红军后，他一次率领3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为扩大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作出了突出贡献，从担任红军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到军政治委员，率领所属部队南征北战，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5月，他率红四方面军一部，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迎接中央红军及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石窝会议确定由他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突围。他率领西路军余部左支队千余人翻越祁连山，击退和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生死突围，于1937年4月底，他率领左支队幸存的420人，胜利地进入新疆星星峡，为取得西路军余部左支队突围的胜利和保存一批战斗骨干作出了贡献。1939年1月，他率领160余名骨干，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使160余人发展到9000余人。1941年2月，成立新四军第五师，全师共15000余人，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为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成立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为牵制国民党30余万大军及配合其他解放区的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决定以围攻中原军区部队为起点，调动30余万人扬言“四十八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在历时36天的突围战役中，牵制国民党兵力达32个旅，并给以其重大杀伤，自己的军力保存了4万余人。（插入我外公从卫生队掉队的故事）此外，革命胜利后，他主导荆江分洪、战胜武汉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当财政部长度过经济危机和粉碎“四人帮”、支持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等功绩，人人皆知，在此不表。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到国家主席，李先念曾笑着对人说：“我是打棺材的，就是给旧社会打一口棺材”。（内容插入李先念与故乡的故事。困难时期，有人前要粮时，他说：“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红安人的总理”。但在京九铁路拐弯时，他却给铁道部写信，让他们不要忘记老区红安。最终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笔直的京九线在安徽阜阳拐了一个弯，绕道17.5公里拐进了大别山的腹地，通过了红安境内。这是李先念为红安家乡做的最后一件事：写此信后一个多月，他就逝世了。）

       开国上将韩先楚，是从东北打到海南的四野悍将。1950年，韩先楚参与指挥海南岛战役，率部乘木船渡海，指挥岛上决战，占领海南岛。有人说，如果没有韩先楚，海南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台湾。因为当时条件极差，首长下决心最关键。正是由于他当机立断，才有海南夺岛的胜利。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到家乡红安上新集镇。时值隆冬下雪，他去乡亲家串门，看到屋里黑咕隆咚、冷锅冷灶，人穿的衣服单薄，被子千疮百孔，就立刻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一个特殊命令：火速往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十几万红安人的血。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们愧对父老乡亲!”

开国上将陈锡联，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已共产党人特有的大智大勇，敢打善打硬仗、恶仗，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他是奇袭“阳明堡”的英雄，发现敌人的机场后，临时处置，以极小的代价，重创日军，烧毁几十架飞机。这是129师出兵第一仗，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提高了八路军威望。

     开国上将谢富治，与陈赓一起曾组成陈谢兵团，打过不少大仗恶仗，胜利后曾官至公安部长。最后，他被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实际上，他曾作为云南省的党政军领导，为当地作出了不少贡献。即使对故乡，他在云南时也是非常热情的，只是进京后才发生了变化。

      开国上将王建安，他文武双全。最有名的是与许世友一起指挥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率部断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与八十三师之联系，并攻占万泉山，破敌突围希望，继而从东面主攻孟良崮，与兄弟部队共歼七十四师3万余众，击败国民党精锐部队张灵甫，一时声威大震。

      开国上将郭天民，是红安籍开国将领中唯一上过黄埔军校的将军。他两次在战场上负伤，都装到了棺材里面，最后发现还有一口气抬了出来。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南下，差点被张枪毙，被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救了下来。1936年，郭天民参加西路军行动，任红三十军参谋长。西路军失利，协助李先念等率左支协助出祁连山，先到新疆，后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听说他年龄不小了，亲自为他作媒。但郭天民因为未婚妻不是党员暂不想结婚，毛泽东就笑着对他说：你那未婚妻是东北流亡学生，跑了几千里地来革命，干嘛非要她入党再结婚？你跟政治部说一下，说我同意你们结婚。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他才成了家。

     开国上将周纯全，他曾长期负责为部队补充兵源、安置伤员、筹措粮饷军衣。在战争中，曾被打瞎一只右眼。1950年冬，周纯全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被彭德怀现场点将，留下任志愿军后勤部政委，与洪学智一起亲自抓兵站运输，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开国上将秦基伟，原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他最有名的战役是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当时十五军是坚守上甘岭的主力部队，面对美军6.2万余人、118辆战车、350门大炮、3000多架次飞机以及投下的200多万发炮弹、万余枚炸弹，十五军坚守上甘岭40余天，顶住了'世界战争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火力攻击'，把美军牢牢钉在上甘岭前，打得骄横的侵略者只好再在谈判桌前低下头来，从而加速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进程。1984年国庆35周年，秦基伟担任了大阅兵总指挥。在京的黄安人聚会时经常提到，秦基伟保留了红安烟厂，给红安驻京办找了一块地。乡友们认为：“他对黄安有感情。”

     开国上将王诚汉，小时参加红安那天，遇上他母亲来找他。他生怕被母亲拉回去，于是躲在人群里。结果，这一别与母亲再也没有见面。等革命胜利后回去，母亲已死去二十多年了。他是1988年授予上将军衔的，一生打了1308次仗，身上多次负伤，本来已退休，70多岁时又被启用为军事科学院政委。

    红安的中将之中，讲一下王近山。这个人物最为典型，他是前一段热播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他打仗时人称“王疯子”，毛主席说他“疯得有水平”。1943年10月，日本侵略军'扫荡'太岳解放区，时王近山奉命率1个团去延安，途中设伏于临汾附近之韩略村，全歼日军战地参观团军官120余人，毁装甲车及汽车10余辆，日军部署顿乱，“扫荡”失败。淮海战役打响，王近山起兵汉水边，千里围迫黄维兵团，歼其王牌十八军四十九师，接应其一一零师战场起义，继而投入全歼该兵团战斗。1949年，王近山是二野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渡江作战，旋挥师疾进，提前解放重庆。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死后邓小平为他题词“一代战将”。

      在这里，特别想讲一讲两个外地人与红安人之间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正一反，都曾在中国的历史上赫赫有名。

      正面的是徐向前元帅。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但他的革命生涯却是从鄂豫皖开始的。徐帅对红安有很深的感情。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安女红军程训宣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人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当时，像这样被张国焘错杀的军级干部有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确实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最后，徐向前一直忍着伤痛，率西路军失败后回延安，直到革命胜利。

    另一个与红安县相关的人物是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中惟一见过列宁的人，他当时在红军的地位非常之高。关于张国焘的其他之事我们不讲，只讲历史的机缘与巧合。大家都知道，黄麻起义是一次成功的起义，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组建了银行，法庭等有关政权机构，并维持其革命政权达21天之久，并于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红四方面军。方面军诞生之后，开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发展到极盛时期，26个县连成一片，根据地的人口达到350万。在当时所有的根据地里头，除了中央井冈山根据地之外，它是第二大块根据地。奇怪的是，这个第二大块根据地，历史上却少有宣传。过去宣传比较多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上海起义，后来又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还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起义，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表现这次起义的，其中有一首歌名叫：“洪湖水浪打浪”，打得全世界都知道”。为此，李先念同志对有关人员曾说过这样的话：“只听到洪湖水浪打浪，听不到大别山。”主要原因在于鄂豫皖苏区来了一个张国焘。他来了以后就担任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党军一肩挑吧。他不仅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而且开始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搞“肃反”扩大化，使不少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并不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牺牲在他执行错误路线的屠刀下。黄麻起义的一位领导人叫王秀松，他家是个大地主，父亲又是一个大恶霸，而且还是地主武装民团的团长，杀过我们的地下党员，有血债，但王秀松亲自带领部队把他的父亲抓住后，依法处决了。按说，儿子杀老子，是名符其实的大义灭亲，革命立场的坚定是再坚定不过了。可在“肃反”时，张国焘发现王秀松的出身是大地主，父亲又是大恶霸，民团团长，杀了我们的地下党员，与我们有血债。于是对王秀松不放心，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处决了。后来又在张国焘错误战略方针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长征，1935年6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之后，12月居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在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后心怀不满，于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俗话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从而影响了对红安、对黄麻起义和对红四方面军的宣传。今天，我们看到历史书中的长征，其实主要写的是中央军也即一方面军的长征，至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出现而蒙上了阴影。的确，曾在红安诞生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战将如云，功勋卓著；而最先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其经历的悲壮历程，与迂回险折，当列长征之最。只可惜黄麻之地，因张国焘之故，从四方面军走出的将领，虽也出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无有党的领导核心，是以湮没于历史之中，融入了沉默的大多数。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不仅为西路军平反，而且中央加大了对红安和黄麻起义及红四方面军的宣传，使国内外都知道了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从而使这块弹丸之地，闻名全国。无数个个性鲜明的红安将军，也因此构成了中国革命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同时我们通过正反两面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故事不难看出，中国革命胜利是非常不易的，是作出了巨大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