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9-18 21:52:36
原因如下：
第一、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
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勒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直到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再遭惨败为止。
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巴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各地。当时的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这一切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
第二、犹太人经济上的成功，使纳粹德国产生了图财害命的嫉妒心理。
众所周知，犹太人大多是出色的商人，善于经营，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如19世纪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后，拿出2000万英镑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71年支付一亿英镑为法国向德国交纳战争赔款。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帮助奥地利建造铁路。
在法国他们控制了北方铁路。这也是有其必然性的，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过着漂泊的生活，没有归属感，因此对于金钱的寄托格外突出，所以历来有犹太人贪财的说法。莎翁笔下就曾有过夏洛克这样贪财吝啬的犹太商人形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很困难，社会危机相当严重，而当时在德国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比如经营大规模商业的百货公司在德国被看作是犹太人的“专业”，引起德国广小店主的恐惧。
纳粹德国出于嫉妒心理和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
第三、基督教对犹太教历史仇恨太深。
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
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
当这种潜在的东西被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力量。
第四、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比较倾向革命。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同迫害祖国万岁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历史上犹太人参加革命的确是比较积极的。19世纪时俄国内政大臣普列韦说过，革命几乎是一种犹太现象。虽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所以占的比例率不到百分之五，但在俄国革命中却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犹太人。
有不少著名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都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俄国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长期在德国生活的波兰人卢森堡等。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而纳粹政权也就顺理成章的把反犹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第五、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狭隘的种族优劣观念作祟。 纳粹政权和希特勒受这种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一直鼓吹“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犹太人则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犹太人不是人”等等荒谬的观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同时也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第六、纳粹政权对天资聪明的犹太人无形之中产生了嫉恨。
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天资聪明，素质也很高。犹太人在经济、科学和艺术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几十年来，诺贝尔奖的得主，犹太人所占的比例远比其他民族高。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
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