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中的民主革命对他们而言有意义吗？

推荐回答

影片监制陈可辛所言：“我们真的不是在拍一部革命片！”《十月围城》虽然刻意凸显了民族革命的正当性，以求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但在“痛说革命家史”之外，显然别有关怀。导演陈德森一再强调，他不关心什么革命、政治，只关心从平民的视角重新叙述历史。

整部影片前半部分都是在讲述普通人的“小历史”。而在影片后半部分，当市井细民一一死去，银幕上都会打出其姓名、生卒年月与籍贯。尽管这些人物纯属虚构（唯一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的陈少白反而活了下来），但导演化虚为实、重构历史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在这里，影片借助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展现了另一种朴素的、平民的历史言说，向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宏大叙述发起了挑战。这种历史观虽然强调小人物对历史的参与，但与民粹主义的“人民史观”有本质的区别。后者认为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实际上人民最终沦为了一个统御、权威的符号，也即齐泽克（Zizek）所说的“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只剩下空洞的躯壳。相反，《十月围城》对于历史的理解，更近于德国历史学家汉斯·麦迪克（Hans Medick）为“日常史”所提出的口号：“小即是美”。影片更加注重对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细节的叙写，镜头处处流露着人本主义的温情与悲悯。故事中除了少爷李重光，其他自告奋勇的五位主角连将要保护的对象是谁都不知道，也无意知道。保护革命领袖，对他们有着完全政治之外的意义——对于车夫阿四意味着报答恩情，对戏子方红意味着继承父亲的遗志，对于乞丐刘郁白意味着从过去得到解脱，对赌徒沈重阳意味着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对小贩王复明则意味着可以回到少林寺。他们在历史大变局面前的懵懂无知、自在自为，恰恰映射出“小历史”的真实与质感，与充满目的论（teleology）色彩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空洞无物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两种历史观的并存与对峙，也正构成影片内在叙事张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