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回答,孙中山是如何开启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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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到了19世纪中叶遇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造成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危机。为了救亡图存，在1840年以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办法，产生了强大的爱国主义潮流。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思想勃然大兴，爱国主义思潮形成，“救亡图存”成为振荡全中国的话语，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的复兴积累丰富的经验，标志中国的民族觉醒和复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孙中山遗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一、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夷夏之辨”思维。“思辨”就是分清“华夏”与“蛮夷”的不同。古人以华夏族为正统，而以少数民族为夷，诬之为“非我族类”。但是这时的“蛮夷”只是在华夏文化体系中文化高低，社会发展不同的种族，在某一时期“蛮夷”入主中原建立中央政权，虽然在统治方式上可能有不同，但它们仍然是在华夏文化统系中创造中国历史，就其主要方面看，仍然属同质文化。19世纪中叶以后，侵略中国的“异族”是与华夏民族（后称中华民族）具有不同体质和文化传统的真正“异种”。它们侵入中国是要征服华夏族和中华民族，改变中国的发展路向，取代中国的古代文明。面对“异族”的侵略，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和斗争，寻求富强之道，探索民族复兴的路向。在这过程中，他们“认识到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文明，而且中华民族复兴既依赖于保存自己传统文化中与此普世文明并行不悖的东西，更有赖于历来因自己的无知而加以蔑视的异质文化学习”。[注1]　　异质文化即是与中华民族有别的文化，异质文化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对异质文化取何种态度则关系着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使中国有识之士形成一种共识，要救国必须学西方，学西方的文化、思想改变中国传统的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的思维，加速中国社会的变迁，使中国能与世界同步，与欧美齐驱。然而，西方（指欧美）是先进的西方，又是侵略的西方，如何区别这两个“西方”是一道说不清理还乱的难题。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知是相当的差，因此产生了“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19世纪中叶以后，“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了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老是送出去，没有拿来，吃亏的是自己。因此鲁迅在当时也提倡“拿来主义”。他说：“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注2]拿来什么？这下子麻烦了，有人主张拿来西方的科学技术，保留中国的政治制度，称为“中体西用”，有人主张割断传统文化的脐带“全盘西化”，有人主张“恢复中国的旧传统”，维护“国粹”，也有人主张中西文化的调和，以及共产党人所说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等。孙中山积极提倡学西方，但他对西方文化也不是全都认同，因此他对文化选择提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合我们用便好，不合我们用便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便是不好。”[注3]用“合用与不合用”作为衡量文化的“好与不好”的标准，显然不太科学，因为“合用与不合用”很难有一个固定的界说，某一种思想或文化今天可能有用，明天就可能没有用，在这里用得着，但在别处也可能用不着。但他借以说明思想文化不论是古今中外都要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用是第一位的、主要的；至于文化的时空，无论它是中国的古代文化或外国的近代文化，则都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今天仍然用得着的固然要保留，但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对建设近代文明没有帮助的则要抛弃。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起初对于文化的民族性并不特别地看重，同时也说明孙中山虽然重视继承和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也并不像保卫自己的意识形态那样毫无保留地保卫中国的传统文化。　　然而，由于他自己的经历非常艰难，使他联想到中国人的守旧意识，惟上、惟书的习俗对于近代社会的转型、民族的复兴负累太重，对于中国社会的沉滞和民族崛起影响极大。所以，孙中山深深地感到中国的社会必须要改造，中国人的守旧意识和价值观必须要改造，中国文化落后的现象也必须要改造。可是正值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实现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伟大目标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充分地暴露出其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不讲道德，不讲公理和正义、你欺我诈，相互争夺世界市场的霸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主张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追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经济，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但他又坚持要发扬中国的固有道德，在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时要坚持“和为贵”和“礼让”态度，避免西方的“霸道文化”的不道德行为在中国重演。因此，孙中山的文化观前后有所不同，由起初的“拿来主义”转变为用得着的拿来，用不着的即使已经拿来也要挥去。他强调，国与国之间要讲公理，不讲霸道。所谓讲公理就是讲文明、讲道德、讲信义、讲和平，反对用强权和武力去压迫别的民族和国家。孙中山将他晚年的文化观称为反叛“霸道”，为被压迫的民族呼吁平等的“打不平”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解放的文化。[注4]可见，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起初并不是以改建中国的文化走向去追寻西方，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　　中国的民族复兴是针对民族压榨造成民族的衰败而言，正如蒋廷黻在1938年《中国近代史》“孙总理民族复兴方案”中所提出：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人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民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注5]　　蒋廷黻认为，西方的世界已经进入近代，而中国则仍滞留于中古，所以我们落后了。而中国民族要复兴，赶上西洋人，惟一的办法就是要进行近代化建设，“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的国家”，否则中国则没有复兴的希望。然而蒋氏在分析19世纪以来中国，“东西对打”，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注6]尽管后来曾国藩力图“刷新旧社会”，洪秀全力图“建设新朝代”，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领导自强运动和“康有为助光绪变法”，但由于“顽固势力总动员”，反对中国的改革，各种救国救民的方案都落空，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注7]。由于蒋廷黻对古今中外社会变迁的历史和大势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的概括有几分道理。他根据中国近代以来各种人物在救亡中的表现，指出：“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注8]辛亥以前缺乏这样的领袖，我们虽然在救亡中有许多举措，但国家和民族都没有能够独立和强盛。辛亥年有了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众“打倒了满清”，扫除了民族复兴的障碍，“但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对面了”，比如袁世凯复辟帝制 ，比如军阀割据，造成国家四分五裂等等。蒋廷黻从古今中外历史的变迁中，指明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他批评国人不了解孙中山的思想，不支持孙中山复兴中国的行动，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又错过了大好时机。　　这是蒋氏从中国近代化的视角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迟缓的原因而发出的议论。蒋氏从近代中西发展的历史中，看到中国的问题和症结所在，无疑他的总结具有事实和符合情理，他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提供一种明确的和有益的启迪。　　二、孙中山复兴中华的步骤分为三步，开始是从事革命救国，振兴中华；辛亥后转为实为救国，复兴中国经济；晚年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分割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建设一个文明、和谐和进步的社会。尽管孙中山未能在生前实现自己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理想，但正如蒋梦麟所言：“我们为何想富国而国不富，想强兵而兵不强呢？”这有许多原因，跟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没有关系。大抵说来，有内政问题，有我们本身的经济问题，以及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等种种问题[注9]。正由于内外各种原因相互交错，造成在中国革命难，建设也难。据此，蒋氏提出，要在中国实现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目的，完成孙中山等先人的遗愿，首先咱们中国人要改变旧观念，改变“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思维定势，树立一切敢想敢为的作风，“眼看天，脚踏地，看得远，站得稳，一步一步地前进，再前进”[注10]的作风。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要改正“怕事的心理”。怕事好不好呢？孙中山说：“从好的方面讲，是老成持重；从不好的方面讲，是志行薄弱。总而言之，人到了怕事，便遇事畏难，不去做艰难的事，只找容易的事去做；好像倒一盆水到地下，意见水是向没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是一样的道理。人到了畏难，就不敢轻于尝试，试问文化上怎么能够有进步呢？推究这个原因，根本上的错误，便是在“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古训在作梗。以难的为不难，以不难的为难，这个便是大错。我们要除去这个大错，归到正面，便应该说“知是难的，行是不难的。”[注11]孙中山是在说，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这种思想误了中国，也误了学者。我们要想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要革命，就是对于思想学术，也主张要革命，要把中国人几千年走错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都要经过一番革命。　　所谓政治革命，就是通过革命实现改朝换代，将君主专制政体，改变为民主共和政体，将国权与民权统一起来，使国家和国民的意愿合一，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参政议政作用，使国民与国家的利益矛盾得以调适。可见，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解决国权与民权、政权与治权的矛盾，使中国既能维护统一，又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有效的管理，以及充分发扬民主和国民对国家承担责任、义务统一起来，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民主国家中推行民主政治产生国权与民权矛盾给国家带来的困扰。孙中山发动政治革命，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条跟着世界潮流走向独立、民主、统一、文明、富强和进步的发展道路。　　所谓思想革命，就是要以时俱进，追赶时代潮流，改变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注11]的僵化思想。孙中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注12]如果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旧思想不改变，“凝滞不前”，“安居于家”，只有“宗族主义和家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注13]，中国便有分崩离析的危险，加上中国国民的知识不足，不仅遇事不敢为，而且还自高自大“闭关自守”，处理问题的方法又易走极端，这些习俗不改变，中国的事情就永远办不好，也没有办法追赶世界潮流。据此，孙中山提倡思想革命，提倡在全国树立改造旧思想，明了“中国革命的道理”。所谓改造旧思想就是用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新思想去改造国民的家族观念和封建的君权思想，拥护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实现“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注14]孙中山指出，这种思想“乃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所以，为了复兴中华，追赶世界先进国家，我国国民“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注15]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的道理，原来是一贯的”，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义。”[注16]他要求国人按照他的三民主义去实践。　　但是，国人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认识，有深浅的不同，加上国人对改革中国的道路存在不同看法，比较保守的人说他的三民主义激进，比较激进的人又说他的三民主义讲调和，有人说孙中山的理想太高不可行，又有人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过于折中，众说纷纭。诚如蔡元培所指出：“三民主义虽多有新义，为往昔儒者所未见到，但也是以中庸之道为标准。例如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尊民权的或不愿有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又往往蹂躏民族，这又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权主义，给人民以四权，专关于用人、制法的大计，谓之政权；给政府与五权，关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庶政，谓之治权；人民有权而政府有能，是为人民与政府权能的折中。持资本主义的，不免压迫劳动；主张劳动阶级专政的，又不免虐待资本家；这又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生主义，一方面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防资本家的专横；又一方面行种种社会政策、以解除劳动者的困难。要使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不相冲突，这是劳资间的中庸之道。其他保守派反对欧化的输入，进取派又不注意国粹的保存；孙氏一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一方面主张学外国之所长，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又如政制上，或专主中央集权，或专主地方分权，而孙氏则主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的，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的，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是为集权与分权的折中。”[注17]　　蔡氏认为，孙中山创设的三民主义，持中庸之道，“实在是适合于中华民族的，而与古代的儒学相当。”他认为，“孙先生有卓越的识见，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我们所信仰、所敬爱的，不是孙先生的体魄，而是孙先生的精神。”[注18]蒋廷黻也说“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注19]用三民主义来指导民族的复兴，制订“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献，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构，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不仅在思想上是巨大的进步，在实践上也具有创新意义。　　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新思考，这些思考无疑充满了历史感，也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复兴中国各种办法的优长与弊端。　　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精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认识和善待中华民族的文化，在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长处，改建中国的文化发展路向。这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只有认清世界各民族的现实，才能有所关照，有所比较。只有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中追寻其生息繁衍的缘由，才能明了在现实发展中所须把握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在这些方面，孙中山的确有超人的见识和巨大的魄力。　　孙中山认为，中国所缺乏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可为世界民族发展服务，也可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灭人国家民族效劳。所以，孙中山指出，指导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首先是人，其次是科学。因此他主张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合一，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建设同步，人文精神与科学互相促进。他明确提出：“学问为立国的根本”，只有培养和造新国格与人格相统一的新型人才，树立公仆意识，研究学问，用学问指导国家建设，中国才会有伟大的未来。他说：革命需要学问，建设同样需要学问，而且建设事业需要“绝大学问”。欲求此种建设的学问，必须假以时期，或十年，或六七年之苦心研究，方能应用。[注20]要研究学问，关键在于教育，他说：“日本从前比中国贫弱，其地比中国不过两省，而今日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者何也？是在教育。”[注21]通过发展教育，“启导文化加速进化”，[注22]便成为孙中山建设新国家，发展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的基本宗旨。这个宗旨一确立，便为中国实现近现代化事业，建设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孙中山民族复兴的思想和实践，他的确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一位开拓中国新局面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中国的发展指明一条明晰的发展道路。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是往昔的人物给我们今天提供的却是无比珍贵的经验、智慧和精神遗产。孙中山作为20世纪变革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不仅为复兴中华，振兴中国提出了用民主共和政治体制替代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在经济上建立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社会经济体系，还提出用先进的文化作为复兴中国的源泉，建立优势互补的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文化架构，努力实现建立一个“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孙中山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今天研究孙中山复兴中华，振兴中国的思想和实践，在于了解他的精神和他的经历，从中吸取创造新中国的有益启迪和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