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 文体,赏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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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元曲（元杂剧）
背景及赏析：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背景材料
一、《西厢记》作品年代概况：
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最早成于元代成宗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最晚成于元代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如按最晚的时间算,2007年是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诞生700年.（王季思、黄天骥《四大名剧》岳麓出版社）
二、王实甫生平概况：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为北京人,“名德信,大都人”.（钟嗣成《录鬼簿》）王实甫准确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但略晚于关汉卿的观点得到史学界承认.
三、《西厢记》的演变：
《西厢记》的文学源头为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形成最早为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年至804年）,距今大约1200年.《莺莺传》并不是唐传奇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作品.有“今世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指崔张故事）以为美谈”之说.《莺莺传》中的基本矛盾是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是爱情与负心的矛盾,结局是悲剧性的.
金代(公元1189年至1208年),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史称“董西厢”.在“董西厢”中,人物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张生与莺莺共同追求爱情幸福而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成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结局是喜剧性的,“董西厢”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
到了元代,《西厢记》终于定型,主题逐渐从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发展成“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宣言,形式上也从说唱文学过渡到元杂剧.
王实甫的《西厢记》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个性化；艺术上更加精美成熟,；结构严谨完整,情节起伏跌宕不落窠臼；心理描写与人物性格、戏剧情节紧密相关；语言华美、富有个性化.王实甫以赞扬的笔调,细腻的笔触,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简而言之,杂剧中的莺莺,不再是妖孽、不再是尤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纯情少女.作者对爱情给予了的高度肯定,对人的正常的权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传统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局,学习南戏的体制,首创性地以五本二十折(或作二十一折)的宏大篇幅,来给以足够的表现；又打破全戏由一角唱到底的体制,让张生、莺莺、红娘甚至配角惠明都唱,一出之中也灵活转换唱的角色,用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表现丰富变化的内容.
现在通行的《西厢记》刊本以暖红室复刻凌梦初本为底本,并以王骥德、金圣叹、毛西河、刘龙田、何璧、张深之诸本以及《雍熙乐府》参校.校点时,参用了《集评校注西厢记》（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和《西厢记新注》（张燕瑾、弥松颐校注）的研究成果.
四、《西厢记》的历史评价：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贾仲明《凌波仙》）.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明：王世贞《曲藻》）.
“读《西厢记》,必焚香读之；必对花读之；必与美人并坐读之；必与道人对坐读之”（金圣叹）.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古戏必以《西厢》称首”（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三十九》）.
“《西厢》无所不工,《西厢》之妙,以神以韵”（明王骥德《新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
“令前无作者,后掩来哲,遂擅千古绝调”（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
“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清初李渔《闲情偶寄》）.
《西厢记》评本数量之多和评论的名家之多,皆遥遥领先于其它戏曲、文学名著,不仅在中国文艺史上而且在世界文艺史上也是罕有伦比的.
《西厢记》在明清两代有著名的徐士范、李卓吾、徐文长、王凤洲、沈璟、汤显祖、王骥德、陈继儒、徐奋鹏、凌豫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周昂等十数家评本,荟萃明清一流文艺理论家,并多有理论建树,尤其如金批《西厢》,乃代表中国评点文学的高峰著作之一,与金批《水浒》同为后世之楷模,直接启示了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本、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本、《聊斋志异》诸种评点本和《红楼梦》脂砚斋评点本及哈斯宝译评本、三家评本等一系列评论和理论名著的产生,对明清两代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影响巨大而深远.
《西厢记》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也渐得各国研究家的正确评价.如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日本河竹登志夫的《戏剧概论》将《西厢记》和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并列为世界古典三大名剧,则从更广阔的世界戏剧史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