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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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顾炎武提出，提出此观点的情形如下。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受贿被判处死刑。李直臣不甘伏法，以重金贿赂宫中宦官，企图通过其向御史中丞牛僧孺说情。中唐以来，宦官势力迅速膨胀，干预朝政，飞扬跋扈；面对他们，不仅朝中大臣不敢得罪，连皇帝也要忌惮三分。不料牛僧孺却不吃这一套，坚持奉公执法，“坚执不回”，坚决顶了回去。为李直臣说情的宦官既无奈又恼怒，竟直接找上了皇帝，请求唐穆宗过问此案。唐穆宗特意把牛僧孺叫来，说：“李直臣行事虽有僭失，但此人有经度之才，朕欲宽贷他，可委派其到边疆任职。”显然，唐穆宗自认为以万乘之尊亲自向臣下说情，面子足够大，因此不但想赦免李直臣，甚至还要为其安排新的岗位。
面对皇帝的压力，牛僧孺平静地回答：“凡人不才，所考虑的不过明哲保身而已，不足忧虑；倒是有才之人，颇多思虑与谋略。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是因为他们才多，就像安禄山、朱泚之流，才干过人，才祸乱了天下。所以越是有才，越当严以管束，何况李直臣只是小才，又何必为他坏了法度？”
听了牛僧孺一席话，唐穆宗不禁大感诧异，嗟叹之余，不但不再要求赦免李直臣，而且当即下令对牛僧孺予以赏赐。通过这件事，唐穆宗也对牛僧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关照下，牛僧孺此后一路迁升，第二年便转任户部侍郎，第三年更是直接拜相，成为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对牛僧孺的独到见解表示了极大同感，并从李直臣之贪提炼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感叹“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世间万事总是复杂的。说起贪官，人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不能食之而后快，但事实上，不少贪官恰恰富有才干、能力出众，这才会有“才吏之贪”带给人们的极大困惑。
原因剖析
历史上，大贪巨蠹而富有才干者可以说不胜枚举。
例如，唐代宗时期的宰相元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唐肃宗爱其才，令其专掌财利；唐代宗继位后，元载又帮助唐代宗除掉宦官鱼朝恩，一时权倾四海，自负文武才略，无人胜出于己；然而，此人一生贪婪，“酷好积聚，财利迷心，不顾后患”，抄家之时竟搜出胡椒800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0多吨），至于“外方珍异，皆集其门”，更是不可胜计。
又如，明代嘉靖时期的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朝政20年，“政以贿成，官以赂成”，但严嵩老谋深算，尤其是书法精到，被时人感叹“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严世蕃“颇通国典，晓畅时务”，自谓天下三才之一，有关其过目不忘、文不加点的故事更是遍见于野史逸闻。
再如，清代大贪官和珅，权倾天下，富可敌国，抄家之时其所聚敛财富竟达8亿两白银以上，足足抵上清王朝15年财政收入，欲壑之难填，敛财之疯狂，令人瞠目结舌。但和珅本人机敏好学，善于应对，颇通汉、满、蒙、藏文，若非如此，也难入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法眼。
其实，出现“才吏之贪”这一现象，道理说起来也并不奇怪。首先，正是由于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过人之处，才使得这些人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中胜出，并获得“才吏”的美誉。然而，吊诡或者说悲剧的是，导致“才吏”蜕变成“贪吏”的，也恰恰是由于他们的“才”。正是由于能力出众、政绩突出，使得他们不免骄傲了，放松了，对事，无视法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对己，疏于自警，缺于自律，松于自省，由此埋下了失足的隐患。还有人则是因为做出不少政绩，却自觉回报与付出不成比例，于是心理失衡了，焦虑了，干脆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主动踏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不归路。
与此同时，在监督制约机制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权力本身就高度扩张，而“才吏”能力越强，地位越高，威信也就越高，决断更专一，其他人更不敢监督，或者出于放心疏于监督，有如我们今天所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从而致使其无人提醒、越陷越深，终至不可收拾。也因此，一旦东窗事发，往昔的精明能干与后来的落寞悲凉，不免形成强烈对比，引发人们深深的惋叹。
解决之道
“才吏之贪”虽然对比强烈，却也并不矛盾。这是因为，才与贪原本就不是对应关系。与才相对的是庸，与贪相对的则是廉。从而，就会产生四种情形：一是廉而有才，二是有才却贪，三是廉而无能，四是既贪且庸。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廉而有才，但现实往往却是，不仅“廉而有才”可遇不可求，似乎“有才却贪”都比“廉而无能”“既贪且庸”更难遇到，于是才有老百姓“宁要贪官，不要庸官”的愤慨之言，才会出现对于“才吏之贪”的困惑与矛盾。
“宁要贪官，不要庸官”当然只是气话，但“才吏之贪”现象，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正如顾炎武所说“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用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一句话说，就是组织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干部出事了，组织比谁都痛心，因此，防止干部出事，特别是防止能力强、有发展潜力的干部出事，尤为迫切。事实上，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原本在干部群众中口碑好、形象佳的“能吏”落马，不仅使组织多年的心血培养付诸东流，而且由于“能吏—贪官”形成的巨大反差，影响也更加恶劣，更容易动摇人心，损害执政党的形象与公信力。特别是，这些“能吏”往往手握大权，掌握的资源更多，处置的事项更大，一旦出问题，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正如魏徵所说，“设令善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贞观政要·择官》）。
鉴古知今，我们今天又如何汲取历史教训、解决“才吏之贪”这一问题呢？
首先，是解决德与才的矛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论述智伯之亡教训时，提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德与才的著名议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才吏”出问题，实际上是“德”出了问题，也就是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重才轻德、以才蔽德、以绩掩德，导致腐败在“才吏”的光环遮掩下畅通无阻。因此，重视干部德的培养与考察，尤为紧迫。
其次，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一把手是权力的主要行使者，也是“才吏”的主要群体。如前所说，一把手位高权重，往往是监督的死角，其一旦出事，造成的后果又比其他人更为严重。因此，必须将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作为解决“才吏之贪”的重中之重。
最后，重视制度建设，实现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制度是最可靠的保障，造成“才吏之贪”的原因，不论是有意的以权谋私，还是不自觉的霸道专行，实质都是对权力的滥用、对制度的漠视。因此，建立并完善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努力做到靠制度管权管人管事，是解决“才吏之贪”的根本之策。“徒法不足以自行”，与此同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促使其树立敬畏权力、崇尚制度的意识，真正实现依法依规办事、依法依规用权、依法依规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