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是一片神秘而令人神往的土地，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它包括秦岭以南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大巴山脉、巫山山脉以南的广大地区。四周皆为高山，是一个典型的盆地。东边是巫山; 西边有龙门山、邛崃山、峨眉山、瓦屋山、西岭雪山、贡嘎山等，再往西是横断山脉; 南边有大娄山、大凉山，紧邻云贵高原; 北边有米仓山和大巴山，外围还有秦岭山脉。盆地内部北高南低，曾被形象地比喻成“宽边加厚，微微倾斜的大澡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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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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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画派发源于古蜀文明，在隋唐五代时期孕育发展，至两宋时达到鼎盛，流传至今。巴蜀绘画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特色，画家们以婉转细腻的笔法、幽静深远的意境、丰富而秀润的设色、纤细飘逸的线条，描绘出巴蜀地区特有的自然风貌和异域风情，表现了巴蜀人民坚毅果敢、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其作品多豪放潇洒、厚重精致，又简率华丽、空灵深邃，有着强烈的个性，令世人耳目一新。
从唐代末期到北宋，蜀中画家不仅领先于全国画坛，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与技巧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五代时期，西蜀花鸟绘画艺术盛极一时。直至北宋，以苏轼、文同、邓椿为代表的文人画派，影响了无数骚人墨客的创作生涯。
新中国建立之后，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四川省诗书画院 、成都画院等机构相继成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书画艺术家，为巴蜀画派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除传统画派之外，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四川画派”，开创“伤痕美术”、“乡土绘画”，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独领风骚。从某种程度而言，“巴蜀画派”正是新时期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本。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巴蜀画派天然的艺术精神。叫响巴蜀画派，不仅需要艺术创作上的大力发展，同时还要求理论体系上的建立与完善。守望历史、开拓创新，振兴巴蜀画派，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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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巴蜀地区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它四周多山，被崇山峻岭所遮蔽，但巴蜀文化却并非封闭自守，而是兼容并包，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巴蜀文化，哺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文化精英，如西汉的司马相如到到北宋的苏轼，在他们的创作中分别体现出想象丰富、开拓创新的个性特点。然而，这些特点正是巴蜀文化所赋予他们的。
一、司马相如：想象丰富
司马相如，字长卿，四川蓬州（今四川蓬安县）人，是西汉杰出的汉赋大家之一，他的汉赋作品不仅展现了西汉王朝宏大的气势和繁荣昌盛的社会面貌，而且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影响了后来扬雄等汉赋作家的创作。关于他的汉大赋，刘熙载在他的《艺概》里这样评价：“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人官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仔细品读这段话，刘熙载最为赞赏的应该是司马相如赋里丰富奇特的想象。
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想象，丰富而奇妙的想象力是一个作家必备的能力之一，而司马相如就十分注重文学想象。以他最具代表性的汉赋作品之一《子虚赋》和《上林赋》为例，这两篇赋假托了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个人，他们在一起吹牛，先是子虚说他出使齐国时，齐王约他去狩猎，问他有什么感受，他乘着机会就在齐王面前吹嘘楚地云梦泽的繁盛景象，渲染了楚国的地大物博、物产丰盛，因而招来了乌有先生的责难。后来就写到亡是公批评子虚、乌有之偏执和狭隘。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写到：“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在这里的“虚借”就是指想象，子虚、乌有、亡是公这三个人其实就是想象和虚构出来的，司马相如安排这三个人物依次出现，同时变换描述的对象和场景，从而使自己的想象驰骋。当然，这种丰富奇特的想象在司马相如的其他赋体作品如《大人赋》中都有体现。
我们知道，影响一个作家独特个性形成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他所成长的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代代流传下来的文化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前面已经提过，司马相如是四川人，那么显然他的个性及创作肯定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蜀族是一个具有非常的想象力的民族，这不仅从现有的文字资料中可以得知，而且随着成都金沙遗址、广汉三星堆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也表明了蜀人的想象力之丰富。例如三星堆博物馆中的青铜人面像，有些人面像的眼睛呈圆柱状高高凸出，造型非常奇特，其实这也许是因为古代蜀人有一种想要探索未知世界的信念，所以就用了这样的造型来表达，不可不谓之想象丰富而奇特啊。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赋予了蜀人丰富奇特的想象力。司马相如耳濡目染于深厚的巴蜀文化中，因此，想象的特征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他的汉赋中。
二、苏轼：开拓创新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他的词开豪放一派。说到词的产生，其实一开始是以婉约为主的，北宋词坛所呈现出的婉约绮靡的风格盛极一时。而苏轼却敢于突破旧有词风的束缚，标新立异，创作了一大批具有豪放风格的词作，对词体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首先风格上，苏轼学习李白诗歌的豪放风格，打破“诗庄词媚”的这一传统观念，积极从事豪放词的创作。如他在密州时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整篇词慷慨激昂、铿锵有力，与当时婉约的流行词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呈现出一种豪迈粗犷的风格。其次内容上，在继承李煜“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扩大了词境，突破了原来词题材的狭隘性，用词来书写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真正做到了刘熙载所言的“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用词来写细小之事，并以此来展现作者的生活态度和胸襟，这在他之前极少出现甚至是没有出现过。最后语言上，他善于化用前人语言，运用口语，丰富词的表现力，形成了一种清新朴素的语言风格。如他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幅生活气息浓郁的农村风俗画。不仅有“枣花”“缫车”“古柳”“黄瓜”等清新的语汇，也有“三吴”“古之儒”等出自史书典籍中的语汇，这就使得词的语言富有多样性。
众所周知，苏轼出生并成长于四川，那么巴蜀地域的文化对他的浸润和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苏轼在宋词风格、内容、语言等方面显示出来的开拓与创新精神，可以说是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在古代，由于蜀地是盆地地形，被崇山峻岭环绕，这就使得封建正统的文化无法传入，因而使得因此巴蜀一带历来被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和人们视为“蛮荒之地”，成为一个躲避灾祸、流放罪犯的地方。汉代很多有罪的官员大臣被流放到巴蜀，他们大多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素养高，在带来大量财产、典籍、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同时，也带来了由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而形成的对中原文化不断反思、开拓和创新的意识。这一意识使得巴蜀地区的人们受到影响，代代相传，因此到了宋代，苏轼在这种意识和风气以及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开拓和创新的气质和精神，因此，以上提到的苏轼在词领域的种种变革和创新就正是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
三、结语
从司马相如的赋和苏轼的词中，我们窥探到巴蜀文化对他们个性及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当然除他们之外，还有很多古代文人如陈寿、扬雄、李白、王勃、杜甫、虞集等，他们有的就出生于巴蜀之地，还有的是从外地来到巴蜀生活，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都可以在他们各自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
虽然巴蜀地区与其他发达地区比较相对落后，但这并不妨碍巴蜀文化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这些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文人，似乎都是扬名后世，在文坛上占有重要一席的文人。因此，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应该注重巴蜀文化的研究并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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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蜀山水画艺术的自然地域特征
“巴蜀”是一片神秘而令人神往的土地，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它包括秦岭以南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大巴山脉、巫山山脉以南的广大地区。四周皆为高山，是一个典型的盆地。东边是巫山; 西边有龙门山、邛崃山、峨眉山、瓦屋山、西岭雪山、贡嘎山等，再往西是横断山脉; 南边有大娄山、大凉山，紧邻云贵高原; 北边有米仓山和大巴山，外围还有秦岭山脉。盆地内部北高南低，曾被形象地比喻成“宽边加厚，微微倾斜的大澡盆。”毋庸置疑，这样的地理特征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四川盆地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此地山青水秀，茂林修竹，绿荫蔽日，四季常青。盆地东部是平行谷岭，分布在渠江东南，由东北西南走向的十余条条状山地与谷地组成。山地林木葱翠，水系丰富发达，长江自西而东横穿四川盆地，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乌江，分别从南北方向汇聚于长江，东出三峡。中部是介于渠江、华蓥山和龙泉山之间的广阔的丘陵地带，丘陵区内河流溪沟密布，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山丘开垦成的梯田，层层修到山丘顶部，这些错落有致、极尽韵律变化的梯田，在四季更迭中，色彩斑斓，变化丰富，常常成为画家笔下的题材。盆地西部是巴蜀最富庶、农业最发达的成都平原，即著名的川西平原，由岷江和沱江等河流的冲积扇组成。由于都江古堰的自然调控，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河渠如蛛网般密布，自流灌溉着几百万亩良田。川西民居次第生成，房前屋后，一年四季花团锦簇，竹蕉森森，构成了数万个典型的川西林盘。由于北方的米仓山、大巴山和秦岭的阻隔，冬季南侵的冷空气大大减弱，而来自东南太平洋和西南印度洋的温暖湿润气流可以顺利到达，盆地内气候终年温润，霜雪少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达到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使整个西蜀大地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巴蜀山水地域辽阔，有平原、丘陵、深山、高原、雪域和极高山，大峡谷、大断层、大森林、大草原、大江河、大瀑布、大湖泊，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貌，在巴蜀地区几百公里范围内应有尽有，这里无疑是集中国地貌之大成。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令艺术家，尤其是山水画家心驰神往的圣地。在神奇的大自然中，不同地域的地理地貌特征，除了其独特的自然风貌之外，都蕴含着与之密切相关的审美特质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的地理特征，具有雄强深厚、苍古荒寒、博大阔远之美; 江南地区的地理特征，具有清秀灵动、润泽婉丽的审美内涵。西南巴蜀地区处在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它既具有硕大俊厚的山体，奇峭伟岸的绝壁，内含北方雄强博大美，又有绿荫苍苍、青峰翠岭，富有南方的灵秀润泽和清丽，这种复合的地理特征和审美特质，融合成一种南北兼具的雄健俊秀之美。更为独特的是，巴蜀大地气候错综复杂，变化莫测，山重水复，重峦叠嶂。流云与奇峰相接，湍流与绝壁相触，天光云影与日月同辉，林莽松涛与飞瀑泉流共鸣，嶙峋奇石与长坡岩岸相应，幽涧清流与苍藤古木共生，这充分展现了巴蜀山水气的强盛、势的雄奇、境的幽远，集雄、秀、奇、峻、灵、深、远于一体，让人悠游林泉，神静八荒。另外，巴蜀地区雨量充沛，山水间升腾的云气，飘浮的清雾使整个自然山水神秘奇幻，交相辉映，幽玄曼妙，气象万千。由此形成了巴蜀山水雄奇神秀、野逸苍茫的审美特质。
二、巴蜀山水画艺术的人文背景与地域文化特征
巴蜀文明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若从成都平原以“宝墩文化”命名的古城文明算起，至今已有 4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渊源甚至“肇于人皇，也殊未可知”［1］。在战国晚期秦灭蜀之前，巴蜀文化虽与楚文化和秦文化乃至中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主要是独立发展的。震惊世界的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就是巴蜀文明独特个性的证明。出现了长江上游以成都为中心的最早的城市群落，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以奇诡浪漫、渊源悠久的古巴蜀文明傲称于世。汉唐时期，巴蜀是“天府陆海”之乡，［2］创造了天然气使用、井盐开凿、漆器工艺、雕版印刷多项世界之最的历史文化记录。两宋以后，由于书画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东移，巴蜀文明亦称鼎盛，虽与东部相较已开始出现沉暮现象，但巴蜀历史发展沉淀下的古文明，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延续和继承发展的基础。其绘画的兴盛以岩画为发端，以四川珙县的人悬棺岩画和云南的沧源岩画最为著名。“沧源岩画”约10 余幅，大约是 3000 年前绘制的，其中一幅“村寨图”多达数百人。大概是村寨人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本部落战士掠夺许多猪羊之类的战利品凯旋而归。最有意思的是村子布置格局与 50 年前佤族村寨相差无几。这些绘画对环境的描绘可谓简洁生动，意趣真切，可以说是西南巴蜀山水画的雏形。到了商周时期，以广汉三星堆为主的远古巴蜀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人神合一的审美特征，昭示着神秘文化在巴蜀地区的发展。三星堆出土的著名的纵目人面像表现出极度夸张的霸悍之气，整个面具的表情透露出霸悍、诡奇、神秘、机智、幽默、怪诞的气息。它淡化了实用性而更具典型性和艺术表现力。正是这种人神合一的艺术表现形式，强化和彰显了巴蜀文化神秘奇诡的审美意识。时至汉代，以汉代石雕、汉俑、汉画像砖为代表的雄浑、质朴的艺术风格，成为北方及中原文化审美的主流。西南则以两河源头的古羌族先民，沿岷江而下，在成都形成蜀文化的中心。蜀国的强大和以人神文化为特征的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广大地区，为这一地区造型艺术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四川出土的画像砖《井盐》中，以山为主人为辅，造型奇异峻秀，山峦更迭，山外有山，极具巴蜀山水地貌特征，较之其他石刻山形的程式化的等距排列方式，多了几分机趣、灵秀和神奇，这便是巴蜀山水画风格样式的原始形态。唐代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是古代现存描绘巴蜀景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是西南山水画的表现“彩云飞动”“千峰竞秀”的始作。到五代后蜀画院画家李升、王宰、滕昌佑以及世代长期居住或迁入巴蜀并以西南巴蜀山水为表现对象的历代画家有苏东坡、牧溪、吕潜、龚晴皋、张大千、冯灌父、伍瘦梅、江梵众、石鲁、陈子庄、冯健吴、李琼久、吴一峰、岑学恭、李文信、黄纯尧等。另外，还有短期旅居巴蜀或未到巴蜀，却又以巴蜀山水为题材作画的名画家，如吴道子、李思训、唐寅、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宋文治等。上述诸名家风格独具的山水画艺术构成了巴蜀山水画艺术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因此，对上述名家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成就，不但给今天的巴蜀地区山水画家以极大的鼓舞，而且我们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再开拓前进。巴蜀地区，民族众多，人文背景复杂，风土民情丰富多彩。每个民族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人神共融是这一地域文化的共同特征。在他们生活的美丽神奇的大自然中，也伴随着灾害频繁，甚至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力，使人们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他们渴望着与天相融，与神沟通，因而其生产工具、祭祀器物、建筑居所式样、宗教场所等，往往都打下了人神文化的烙印，昭示着本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想。这些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营造出的具有神秘感的特殊氛围，正是构成本地域审美取向的基础因素，也是该地域人们审美理想的直接反映。如西蜀羌族奇巧的碉楼、苗族的银饰、藏族的民居、寺庙、经幡、白塔、神秘的玛尼堆、洁白的哈达，无不传达出巴蜀地区浓厚的宗教氛围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与自然抗争的奋斗精神、文化积淀、审美取向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们在创造这些人文景观时，除了实现其建筑的实用功能之外，同时自觉自然地体现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审美理想，最后，这些物象也就成为该地域人文精神和审美理想的外部形态。在艺术实践和创作中，我们可以对这些人文景观以及营造出的独特氛围作直接的表现，使其彰显出本地域的人文内涵和艺术精神。
古蜀文明中包含了丰富的外来地域文化因子，与巴蜀先民频繁的商品贸易分不开。商务交流的频繁也带来了文化交流的繁荣，外来宗教―――佛教沿着南丝路传入，而本土宗教―――道教也因巴蜀独特的文化位置而在此发端，道教在巴蜀地区的兴起可作为这种文化特征的最好的注解。巴蜀地区林木繁茂，幽静闲雅的环境与道教思想文化内涵恰好达成默契，这是“天师教”发源于巴蜀的深层思想根源。张道陵传道的西蜀大邑县境内的鹤鸣山，此处山水秀美，曲径通幽，无疑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张道陵在此创立的“五斗米”教，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传扬过程中在巴蜀文化历史上精彩的一笔。这还不是宗教在巴蜀流传扩展的全部，对中国艺术精神产生重大影响的印度佛教也随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早早地在巴蜀生根。随着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升温，以及巴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发展，南来佛教远早于北传佛教进入中国的说法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更为世人罕知的是在离道教发源地大邑鹤鸣山不到 10公里的雾中山有座古刹―――开化寺，它是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二尊者奉佛祖遗命，于东汉永平 16 年( 公元 73 年) 亲临而建，距今近 2000 年，只比东传第一站洛阳白马寺晚 6 年，是我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丛林禅院群落之一，开化寺就是它的核心寺庙，它是南传佛教的一颗明珠。据史书记载，这里高僧辈出，曾经有帝王及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来朝拜，如汉昭烈帝刘备、唐玄宗李隆基、前蜀王王建、后蜀主孟昶、明蜀王等。可惜的是这座千年古刹丛林，大部分毁于明代张献忠的兵火，到了近代 60 年代末又遭文革的损毁。由此观之，巴蜀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很早就接受了两种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这是巴蜀美术尤其是巴蜀山水画艺术展现出斑斓多姿特色的重要原因。
三、巴蜀山水画艺术的地域文化品格及风格特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山水画艺术，虽不直接表现人，但它能从画中体现出人文特性，见其人格，见其秉性，见其精神。山养人之性，人显山之神。山川之形和灵，不仅供养着道，也供养着人的品格和性灵。山水的气度滋养着人的秉性，反之，人性品格中又映射出了山水的气象，山与人互为滋养和观照。巴蜀地区奇绝幻化的灵山秀水就养育了巴人的豪放不羁，直率洒脱; 蜀人的闲雅清秀，灵活机敏，幽默风趣。正如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其性格特征是雄健、彪悍、淳朴与刚直不阿，这些性格特征与西南地区地貌和自然山水的雄强俊健的审美特征相契合。这便是人性的品格特征与山水的审美特质的共融和显现。巴蜀人“尚滋味”“好辛香”“喜麻辣”的饮食习惯，极易让人联想到泼辣火热的性格上去，这也造就了巴蜀艺术家在创作中不拘常规、锐意进取的气概。巴蜀人还具有幽默喜剧的天赋，画家们更是将幽默风趣的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伴之以豪爽耿直，热情放达，极富个性魅力，同时成为他们艺术生命极具张力、不拘一格的原动力。宋代著名的文人画家苏东坡，蜀中眉山人，其惟一传世的《枯木怪石图》，其笔势苍老遒劲，飘逸飞动，画面中洋溢着强烈的动感，无不散逸出无法隐藏的绝世才气和豪俊奔放的巴蜀人的性格。南宋末年还有一位继承石恪和梁楷二人绘画余绪的蜀中画僧牧溪，其作品以水墨为主，不拘成法，以甘蔗的渣作为画笔来点染自然山水，非常地随意，一洗刻意雕琢之气。牧溪将这一路阔笔简淡的写意画风格传播到了海外，尤其对日本的水墨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为“画道大恩人”。名扬海内外的近现代山水画大家张大千是巴蜀画坛的奇才，他曾经用以假乱真的临摹之作戏弄鉴定名家，卖豪宅买古画，尤其晚年创造了骇俗惊世的山水泼彩艺术。他潇洒超脱、大方热情，具有典型“四海豪气”的四川“袍哥”作风。这也可看出巴蜀人性格中的多样性和灵活机敏性，我们既可看到巴蜀画人放逸超脱的一面，也可体味他们严谨细致的气质，正如他笔下千变万化风格各异的作品，正是这种多面性格的极佳诠释。另一位个性鲜明的巴蜀山水画艺术大家陈子庄先生是一位田园山水诗人，他以蜀中山川为蓝本，却创造了清新脱俗、平中见奇、淡而愈厚的田园风光和巴蜀情韵。他的山水画多为小品，主要描绘丘陵地区及山间小景，其笔墨朴拙生辣，功力深厚，意境悠远，格调清奇，令人百读不厌。在传统山水范式和近代诸名家面貌之外，创造了一种富于个性、生动新颖的现代形态一格。巴蜀人执着坚定、不屈不挠的本性是非常突出和强烈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坚韧，才有了通达四海的出蜀栈道，有了名震宇内的乐山大佛……。出生于蜀中的现代艺术巨匠石鲁便是依靠这种强烈的精神支柱演绎了自己完美的艺术人生之路。青年时代的他怀抱一腔热血离开故土，投身延安鲁艺，成为解放区木刻运动的佼佼者; 其后又与赵望云先生等一起创立了“长安画派”，成为了该画派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在 21 世纪的中国画坛尤其在山水画领域掀起一股独领风骚的强势旋风。
巴蜀山水著称于世、别具一格的好山好水，也总会给远道而来的丹青妙手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两宋以来虽有不少文人骚客入川观景，放情讴歌，为蜀中山水的美名传遍天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却没有画家留下有代表性的画作。再加上当时逗留巴蜀的时间短，巴蜀既非经济中心，又非文化中心，巴蜀山水虽然名声在外，却难免成为画坛高手所忽略的盲区。近代“抗日战争”以不可估测的强大力量颠覆了巴蜀沉寂的画坛格局。大批画家在战事的逼迫下举家内迁，寓居巴蜀少则二三年，多则近十年，对绮丽多姿的巴山蜀水有较为充足的时间领悟其神奇。又因为入蜀画家人数众多，可以全方位地解读巴蜀山水的风格和神采，因此巴蜀山水成为这个时期画家笔下最热门的、最具吸引力的绘画题材。山水画大家黄宾虹在西蜀写生，深深地体味到了蜀山的神韵，不禁吟咏出“青城坐雨乾坤大，入蜀方知画意浓”的动人诗句。山水画大师傅抱石先生，他当时住在重庆的金刚坡下，他以理论家和山水画家的视野，根据巴蜀的自然和地理特征，打破传统固有的笔墨表现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了“散锋笔法”，将巴蜀山水的空灵幽静、云烟缥缈、水润葱笼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创立了独特的“抱石皴法”。无独有偶，另一位山水画大师李可染此时亦在重庆，其办公和居住地亦恰好在金刚坡下的农家院内。李可染先生在画坛异军突起，其层层积染、积墨深厚、滋润葱郁、磅礴大气，有着强烈的创新与现代转型特征的彩墨山水画，已大大得益于此一时期对巴蜀山水的认识积累和感悟。另一位避难入蜀的山水画大家陆俨少则得此机会遍览巴蜀美景，他以办画展为契机，踏遍了成都、乐山、宜宾、泸州、江津等地，并畅游青城、峨眉、乐山大佛等著名的蜀山胜迹，对蜀中景致可谓有直观而深刻的认识。其实，陆俨少先生在中国山水画坛独树一帜的是占据其毕生创作作品相当比例的描绘长江三峡的峡江险水图，而这被评论家称为他“山水画创作的转折点”，则来自于抗战结束后乘木筏在三峡惊涛骇浪中返回家乡江南的经历。由此观之，在这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巴蜀展现出来的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在这么多大师和巨匠的影响下，推动塑造和完善着巴蜀独特的地域文化品格和强烈的地域风格特征，为自身的文化尤其是山水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次全面转型的契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奇诡多姿的巴蜀自然山水，与山水画家们笔下气象万千、风格多变的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形成了“天下山水在蜀”的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