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文中“鱼燕”用来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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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文中“鱼燕”用来代表 : 书信
尺牍虽短寸心长余光中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里说过,他不但喜欢接读来信,且有收藏信件的癖好,但因略有抉择,所以收藏不富.那是因为：“多年老友误入仕途,使用书记代笔者,不收；讨论人生观一类大题目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页开始者,不收；用钢笔写在宣纸上,有如在吸墨纸上写字者,不收；横写或在左边写起者,不收；有加新式标点之必要者,不收；没有加新式标点之可能者,亦不收；恭楷者,不收；潦草者,亦不收；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如果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
如此收藏信件,恐怕已经不是略加而是颇加抉择了.梁先生的朋友或门人,有多少是经得起这么挑剔的呢?好在他人的信梁先生收藏与否,并不要紧；倒是梁先生自己写给朋友的信,朋友莫不珍而藏之,非但如此,且在他撒手七年之后,有意广为搜罗,公之于世,好让追念他的众多读者,无论识与不识,能在《雅舍小品》的谐趣之外,更进一步,来亲炙其人.
要亲近一位作家,最正常的方式当然是读其作品.但是作品是写给全世界看的,有所防范,比较矜持.若想觑得真切,镜头便必须拉得更近,才能越过他朋友的肩头,读他亲笔的书简,甚至越过他自己的肩头,去窥他隐私的日记.书简是写给一位读者看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过日记未必人人都写,即写亦未必持之以恒.信,却是无人不写,再懒的人总不能全不回信.因此要近观一位作家,未必能登堂入室,像私家侦探一般,去翻他的日记,但总可以请他的朋友公开几封可以曝光的信吧.所以西方的名作家身后出版全集或是传记,往往附有书简,就因书简每注日期,也不难推断地点,可为生平与作品之旁证,若是信中还有议论,即令吉光片羽,也更有价值.英国十八世纪的文坛上,书信是广受欢迎的文体：蔡斯特菲尔德侯爵(Lord Chesterfield)和蒙太究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便以书翰家(writer of letters)的美名传后,诗人颇普甚至修饰自己的书信,以彰显自己与当代名流的交往有多风光.他如济慈在信中谈论诗艺,只字片言都成了文学史的资料,甚至批评的名句；梵谷写给弟弟、妹妹与画友的七百五十多封信,也成了艺评的信史.
不过编印名家书简,也有不少限制.名人交游既广,因缘自多,私信原是写给一双眼睛看的,当然有些私隐不便公于众目,所以这类信函只好割爱.另一个烦恼,便是多年的藏信只知其有,却久已下落不明,若要认真寻找,则翻箱倒箧,就算大索三日,秦始皇也未必能逮到张良.所以这本《雅舍尺牍──梁实秋书札真迹》原该收入的不少信件,虽然都是同手所生,一时也只好任其逸隐在天涯海角,不能回来团圆了.歌德曾说,失去旧信,等于失去生命中最美丽最亲切的元气,那损失对收信人与写信人都无可弥补.这情形也有少数例外,林海音即为其一.据说她的繁多资料,包括藏信,都曾动员人手细加整理,所以一索即得.足见书信应该写给这种有心而又可靠的朋友.至于我这样的朋友,则不堪“信托”.在鱼雁往还这件事上,我向来采取低姿态,往既不多,还亦甚少,就连梁先生的亲笔华翰,一生所接也不过十封上下.尽管如此,轮到要编这本尺牍,我存为我大索三日,竟然只找到两封,其一还不能全用,只好截取上半.
梁先生成名既早,交游又阔,一枝笔在翻译莎氏全集的古雅、主编英汉辞典的繁琐之外,还要回覆纷飞如雪的信函,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据我的经验,他是有信必回,而且回得很快.这美德我实在望尘莫及.看得出,这本《雅舍尺牍》所收的信函多半是回覆,笔调虽然时见《雅舍小品》的余韵,毕竟只是私函,原来不为传后,当然不能期待它像《雅舍小品》一般精警耐读,所以像“所谓‘君子协定’,只有协定,不见君子,亦怪事也.”一类的妙句,出现率当然不如正式文章之多.匆匆成书,偶见的舛讹当亦难免.例如杜牧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便误成了“枫叶红于二月花”.
以文体而言,这些信函却有一个特色,就是文白不拘,中英并行.梁先生笔下的中文,一向是文白交融,却力戒西化,简直看不出作者原是一位“吃英文饭、卖翻译稿”的外文系教授.他教了一辈子英文,但是写起散文来,几乎毫无英文语法的痕迹：这美德固然杜绝了不必要的恶性西化,但同时也坐失了某些善性西化的良机,未免可惜.梁先生的笔下一面力排西化,另一面也坚拒“大白话”的俚腔,行文庶几中庸之道.我从未见过他一面倒向纯白话,更不用说京片子、儿化语了,也从未见过他像鲁迅、钱钟书那样纯用文言刊过文章.
这本《雅舍尺牍》里既然多为回信,梁先生的文体似乎也有呼有应,因人而施,想必来信如果雅醇,则应之以雅醇,来信如果清浅,则应之以清浅,以求其嘤嘤共鸣.例如覆张佛千书：“辱书及大作均已奉悉.文中齿及下走,荣幸何如.”多用文言,而回林海音的信：“美国市场琳琅满目,看了真想买,一想二十公斤的行李限制,心就冷了.吃的么,可口的不多,还是我们国内的好──不过小红萝卜真好,又嫩又甜又有水儿,比咱们北平的好像还胜一筹.”对照之下,就白得多了.
另一方面,收在此地的几封英文信都写得平易近人,以英文而言,要算是“白”的了.给张芳杰、陈达遵的六封显然都是回函,可以推断,来信必为英文,所以用英文回覆.张、陈两位先生,和陈祖文、吴奚真、陈秀英几位一样,都是梁先生任师大英语系主任时的晚辈同仁,当然也是我早年的先后同事.远在异国,又同为英文教授,互通英文书信,原很自然.信中所及,多为师大旧事,给张芳杰的最早一封更在四十二年之前,令我这“师大遗老”不胜乡愁,且因师大教授杨景迈、林瑜铿、傅一勤、张在贤、陆孝栋、胡百华等同仁未能提出旧信,感到惘惘.给聂华苓的七封信里有一封是用英文,那是因为便于安格尔教授共览.信未说到悼亡之痛：I'm now fairly well, though the blow has been terrific. Terrific一字虽有“重大”之义,但也可作“美妙”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