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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答
今年高考一结束，就有一篇《江苏考生用古文写高考作文获高分，专家自称惭愧》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热传。世人多健忘，他们已经全然记不起这其实是去年的旧闻，今年照例来赞叹一回。
这篇被媒体封为骈文而实际上全然不合骈文文体规范的伪古文，题为《绿色生活》，因为满篇生僻字，还吓倒了本身也没有文言写作能力的一位古文献学家。但在行家看来，这样矫揉造作的文章只配去覆醤瓿。
实际上，从2001年江苏一考生最早的高考“文言”作文《赤兔之死》开始，媒体和大众对高考作文以“文言”答卷似乎都非常偏爱。《赤兔之死》的作者，差一点就被南京大学破格录取。虽然在内行看来，那只是一篇以白话思维写出来的“新古文”，与以文言思维写就的醇雅典重的古文相去辽远。
媒体的推波助澜让希幸之士变本加厉。2009年，湖北一考生以对仗不通、无韵无律、文辞恶滥的所谓“古诗”，蒙过湖北省的盲试官，被三峡大学特招录取。后来毫无悬念的是，这位曾被三峡大学寄以厚望的“国学奇才”，根本无法完成学业。但当初那些过情擢拔“国学奇才”的高考作文阅卷老师、三峡大学面试该生的教授们，一力鼓吹奇才罕有的媒体记者，不吝以最恶毒的言辞辱骂高考制度的网民，没见哪一个出来道过歉。
然而，媒体和大众对“文言”的接受是有限度的。他们可以接受皇帝新衣式的伪古文（如去年江苏考生的生僻字堆出来的那篇《绿色生活》），可以接受白话思维的新古文（如《赤兔之死》），可以接受错得离谱的所谓“古诗”（如三峡大学破格录取的那位“奇才”），但偏偏当有一位少年，能够写出真正的文言文的时候，舆论一转皆是对这位少年的批判，仿佛他们一夜之间都被《聊斋》中的陆判换过心，马上拥有了分辨文言文真伪优劣的能力。
这位少年，是安徽宣城今年参加高考的一名理科生，姓高名宽，他高考失利，给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上书，希望能因了一封文言的干谒信，得到莫教授的赏识，而获得南京大学的特招。
这是一封非常不错的文言信函，全文以正体字写成。不知是媒体采用该文时手民误植，还是作者本人的失误，“錢鍾書”误作“錢鐘書”，“龔璱人”误作“龔瑟人”，“掣鯨”误作“製鯨”，但大醇小疵，无碍全篇气息的醇雅，比之去年的那篇《绿色生活》，十四年前的《赤兔之死》，直有百尺楼与平地之别。作者在文中以钱钟书先生自况，希望南京大学能如当年的老清华一样，特别招录他，这大概是他给莫砺锋教授上书的原因。在他看来，既然十四年前南京大学差一点特招了《赤兔之死》的作者，自己的文言功底相比那位前辈何啻霄壤，不是更该被特招吗？他不知道中国大学的招生，教授向来是没有置喙权的，莫教授显然爱莫能助。
我非常欣赏这位少年的文言功底，现在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十万人中未必有一人能有这位少年的水平。
但是，欣赏归欣赏，我却并不赞同南京大学特招这位少年。这是因为，教育首先是性情的教育，对游戏规则的尊重，也就是梁实秋先生所倡导的费厄泼赖，应该是性情教育的重要一端。既然高考铩羽，何妨卷土重来，在大家普遍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意图突破规则，恐有妨德行的进益。毕竟，在文章与人品之间，人品更重要。钱钟书先生当年被特招，有着几个不可复制的前提：首先一九三〇年代各大学多是自主招生，学生自由投考，而不是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其次钱先生国文英文均是满分，总分是过了清华的分数线的；再次清华当时实行的是英美式的通识教育，学文科的也要学数学，这在当时是特例。今天除非废除高考，各校自主招生，否则，破坏规则的后果不但对社会不利，对被招录进高校的学生德业进修同样不利。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育具有完善人格的人。因为新中国教育一边倒学苏联，推行的是专才教育，大学专业分科过细，读大学就是为了就业，变成高等职业培训学校，与之相对应的，高中（往往是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文理分科，这样的教育难以实现完人教育的目的。这位少年读的是理科，大概是迫于家庭压力的选择，很多父母会从孩子就业前景考虑，威逼孩子选择理科。但是，倘若他能奋发自强，未始不能在理科班考出好成绩。从他能写在一般水平之上的文言，就可以看出他智力甚高，只要能克服心性的惰性，学好数理化一点也不难。西人帕斯卡认为，要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就应该努力发展与自己天分相反的禀赋，这与古人性缓者佩弦以自急，性急者佩韦以自缓意思是一样的。如果他能复读一年，把数理化学好，对他的心性是极大的磨砺，那时未来成就才真的不可限量。
至不济，也希望这位少年改学文科再复读一年，以他的文言底子，只要专心学习，相信连安徽省文科状元都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