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中国赋税名称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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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赋税制度　　汉高祖刘邦记取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汉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之制。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桓帝、灵帝增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汉初还有所谓“口赋”，也就是人“人头税”。这是专指对7岁至14岁未成年人所征的赋税。原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汉武帝时，将起征年限改为3岁，20钱改为23钱。汉元帝时，又将起征年限改为7岁。 　　汉代还有所谓“算赋”，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 　　汉代由于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篇章。 曹魏的赋税制度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记载，曹魏的赋税制度是:“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曹魏的赋税制度，与汉代比较有两个特点:（1）汉代的土地税是按土地的收获量分成征收，如“什伍税一”、“三十税一”等。而曹魏的土地税则是按亩计算，亩收四升。（2）汉代的户口税是按人口征收钱币的，而曹魏的户口税是按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也就是将征收钱币改为征收实物。 　　西晋的“户调法” 　　西晋在灭吴统一中国后，实行课田“户调法”。也就是在占田制的基础上，规定赋税的数额。“赋”是户调，税是田租。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田租:丁男之户，收租粟二斛，比丁男之户减半。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为户主的减半，即输绢一匹半、绵一斤半。户调法的特点是:（1）以户为单位，计征田租和调赋，也就是把土地税和户口税合而为一，寓田赋于户税之中，不问田多田少，皆出一户之税。（2）户调所征收的绢绵等实物，只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实际上当会按照各地实际出产情况，折合通过标准物计征，不会只限于绢和绵。（3）西晋征收的田租和户调，较曹魏时征收田租提高了一倍，户调提高了半倍。 南朝的赋税制度　　南朝宋齐的赋税制度，大体上沿袭东晋的成例，采用“户调法”，即按户征收赋税，民户缴纳调粟和调布。由于南朝产麻多，桑蚕少，民间织布多，织绢少，所以改征调布。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 　　南朝梁陈的户调法与宋齐不同，宋齐是按民户资产定租调，而梁陈则是按人丁定租调。 　　南朝除了正常的户调田租两税以外，还有许多杂税和杂调。 北朝的赋税制度　　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以前，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把农民的一户与有大批依附农民的地主的一户，等量齐观，作为负担租调的单位，这对农民是很不利的。当时的租调定额很高，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实行均田制后的户调制度，以一夫一妇为课征单位。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由此可见，北魏的赋税制度，在推行均田制后基本上采取按口征税的办法。 　　北齐的赋税制度，大致与北魏相同。在河清三年（564）重新颁行均田制后，同税实行“租调法”。据《隋书·食货志》记载:“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这里所说的“一床”，即以一夫一妇两口为一征收单位，仍是人口税为主。 　　北周的赋税制度，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凡人自十八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三之，若艰凶扎，则不征其赋。” 隋代的赋税制度　　隋代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租调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作为课税单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赋税制度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 　　1、租庸调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口则有调。”（《陆宣公集》卷22） 　　租: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作为田税。据《唐六典》记载:“每丁租粟二石。” 　　调: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的土特产，一般指的是绢物等。据《唐六典》记载:“其调随乡土所产陵、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农民为政府服劳役代替纳物，艰险所谓“输役代庸”。按规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闰月加2日，如不服劳役，则以纳绢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灾时，则有减免之制。据《唐六典》记载:“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开元以后（713～741），租庸调法则“陷于败坏”。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乃盗起兵兴，财用益绌，而租庸调税法，乃陷于败坏。” 　　2、两税法 　　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乃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议实行两税法，为德宗所采纳。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由此可见，两税法的要点是:（1）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2）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手续简化，统一征收。即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然后把它分配出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各州县之内，各等田亩数和各级人户数都有统计数字，各州县将所需粮食和经费开支总数计算出来，然后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中，这就叫“量出制入”，统一征收。（3）征课时期，分为夏秋两季。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性，由于农业的收获季节是夏秋两季，所以在夏秋两季向国家缴纳赋税。（4）两税征课资产，按钱计算。因为要按资产征税，就必须评定各户资产的多少，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货币（钱），所以两税的征收，都按钱计算，按钱征收。但是有时将钱改收实物，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价钱，按钱数折收粟帛。 　　对两税法的评说:（1）两税法是符合赋税征课的税目由多到少、手续由繁到简、征收由实物到货币的发展规律的。它是适应农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按社会贫富等级、资产多寡征税也是合理的、公平的。（2）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作为征的标准，有一定的片面性。按理说，理财的指导思想应是“量入为出”。（3）两税法在按税制估定资产之后，不应随着后来物价的变动作适当调整，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国家多收入，不适时调整资产价格和税率，使农民负担不断增加。 明清的赋税制度　　明朝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纳银代役的规定，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生依附关系也有所松弛。 　　唐朝 　　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耕种人所有，叫做“更名田”。 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十五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一上台就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样，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摊丁入亩对我国的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