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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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1.辛亥革命以后，旧的权威已被打破，新的权威尚未建立。 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回复到旧有的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的支持，企图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的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愿再做宁静有序的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袁氏之后，中国的政权完全落入北洋系的军阀手中，但此时北洋系的军阀已无人具有袁氏的力量和手腕，因此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的军阀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阀则与北洋军阀如一丘之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无疑成为国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尤其是统一帝国的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中国的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的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议论的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上的探讨转化为实际上的政治运作，似乎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只在于此。 2.中央集权模式的危机。　　联省自治在理论上说似乎并无大错。如果是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的复杂和各方面利益的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政治、邦联政治则导致与人们的政治期望几乎完全相反的结果。故而系统研究这一运动的发生、发展与消失的全过程，对于理解以及协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力冲突，可能依然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　　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到达高峰，但其思想背景和局部的实践都可追溯很远。一方面，它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这一趋势又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危机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一种政治选择和政治尝试。　　在一定意义上说，地方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对中央集权统治构成威胁，只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虽然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多次威胁，但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始终不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故而这些威胁每每化险为夷，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从而得以持续下去。 3.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的象征和“主权的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的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来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