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9-03 03:41:37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向
[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萌动，以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为历史动力，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社会基础，以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日本侵华和苏联的迅速发展为国际诱因。具体表现为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国民党关于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共产党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在主客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和走向。其意义和启示在于：现代化的开启有待于民众的广泛参与，而其实行必须有政府的有力推动；现代化的选择务必要一切从国情出发；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
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是始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且存在“现代化”就是“近代化”、“工业化”、“西化”等概念上的分歧，但“现代化”这一概念的真正使用则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国共两党在实践上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萌动和重要转折，并且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倾向和走向。
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萌动的历史背景
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萌动的历史动力。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人们吃惊于“天朝上国”败于“蕞尔小国”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不是败于人力，而是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于是有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由此引发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单是军事的现代化是不够的，于是又出现了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仍然根深蒂固，气象初显的现代化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文明弊端开始暴露，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社会主义文明兴起，此时，走西方的道路已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场关于中国富强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思考和争论开始了。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到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都表现出了学习对象的转变和现代化意识的变化。但历史证明了：“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成为当时现代化萌动的社会基础。世界现代化的起始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偿付赔款、扩大税源而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外国资本大肆侵入在客观上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12—1919年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迅速发展的“短暂春天”，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发展实业，涌现了“南张北周”（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等著名企业家，在此期间还出现了1912—1913年成立工商公司的经济热潮。 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工商阶层迅速增加，开始要求根据现代化进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文化上的变革；新兴知识分子阶层迅速增长，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如鲁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詹天佑、陈省身、颜惠庆等人均成为学术界和社会活动领域的领军人物；军阀和士绅阶层迅速变化，尽管这些人与旧制度的关系千丝万缕，但为了生存、不被淘汰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大多从本集团利益出发，或发展经济、开明政治，或重视文化、提倡教育，都对现代化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农民的分化以及无产阶级的壮大，都为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萌动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日本侵华和苏联的迅速发展成为其国际诱因。资本主义曾经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并在一段时期内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它无法解决自身的痼疾和跳出经济危机的怪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也更为严重，这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得到证实。大危机由美国爆发，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导致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上台。日本为了转嫁危机和建立世界霸权计划，开始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长久以来人们“实业救国”、“救国图强”的愿望重新激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带着对西方文明的质疑，人们被苏联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和巨大的建设成就所引导。资本主义“神话”的破灭以及苏联社会主义辉煌造成的巨大反差，使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先进人士们更具有务实性和倾向性。
二、现代化萌动的基本表现及其社会主义走向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萌动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因而在当时影响较大，至今也备受关注。对此，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尽管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现代化”的讨论早已有之，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被广泛运用的正式开端，则是1933年7月《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申报月刊》在创刊周年纪念之际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针对这一问题，编者明确写道：“须知今后中国，……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这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 并明确提出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困难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几个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应采取哪一种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种方式的步骤又当怎样。参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此次大讨论，涉及到现代化的概念，即现代化是否是工业化、西方化、世界化、社会化等；现代化的前提，即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先实行法治和发展经济；关于利用外资的问题；关于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关于现代化的方式，即重工、重农还是工农并重。此次讨论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倾向，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90%的论文赞成、倾向于社会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方式。以《申报月刊》的大讨论为契机，其它刊物如《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建设季刊》、《中国实业》及《三民半月刊》等也刊发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并引发了关于“文化本位”与“西化”、“农化”与“工化”及“民主”与“独裁”等论争。各种现代化思想相互碰撞，其中以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原因以及表达对其的向往较为醒目。同时，梁漱溟等人还走出书斋，搞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合作社经济等试验，逐渐探索理论思考和现实实践结合的道路。尽管总体看来知识界对发展资本主义仍寄予希望，但其“非资本主义”前途和社会主义倾向已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第二，国民党关于现代化模式的选择。1927—1937年间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并被认为是十年的“黄金时代”。在政治上，按照孙中山由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设想，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宣布开始筹备宪政，准许“专家参政”，许诺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在经济上，1928年发起了废约、修约运动，1930年底同意裁除厘金，1933年和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1935年资源委员会实施重工业五年计划，1933—1937年先后设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等等。在文化生活上，1934年开始发起“新生活”运动，培养“现代国民”，造就“现代国家”。在1927—1937年间，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增长到11.6万公里，新建铁路7895公里。1935年至1937年，国内工商业高速发展，1936年1月甚至出现了几百万美元的贸易顺差。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1937年，全国银行存款总数将近40亿元，比1931年增加了近一倍。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7页。社会生活有了一定的变化，一些大城市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电影、汽车、收音机、卷烟、西餐、西服等代表现代化的物品也丰富起来。然而，“黄金十年”毕竟是短暂的，在政治上，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压制民主，围剿红军，“攘外必先安内”，导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经济上，仍然依靠外国资本和封建经济，膨胀官僚资本，扼杀民族资本，贪污腐败流行，经济雪上加霜。在文化上，大搞法西斯“道统”教育，“新生活”运动也因意在培养“顺民”而成为一场闹剧。国民党政府的现代化成就和夭折，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也可以说是对1933年大讨论的现实回应。
第三，共产党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和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才开始在真正意义上自觉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问题，毛泽东很早就有思考，而他最完整、明确地表达这个思想则是在1937年6月24日和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其中明确谈到“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和尼姆•韦尔斯的谈话》，《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1期。。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为此，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必然规律与民族价值目标的有机结合中探寻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如何实现现代化：在政治上，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在经济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合作社和发展公营经济；在文化上，扫除文盲，实行义务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还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均取得了明显效果，并逐渐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从而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根据地建设的影响还是局部的，但却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后来毛泽东谈到，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但“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作为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外，更重要的是当时世界已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蓬勃兴起之时。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也不同于种种后发式现代化，还不同于苏联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但解决了百余年来中国“杂乱无章”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而且成为中国以后正确发展的崭新起点和重要里程碑。
综而观之，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萌动涉及学界和政界、上层和下层、城市和乡村，基本表现出了民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条道路，尽管其影响不同、结果有异，但其社会主义倾向是明显的，并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内战和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下，民族资本主义仍在顽强地发展
应该是比较开放。
因为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所以进化非常缓慢。
可能很缓慢
（1）背景国内：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国共对峙政局动荡。（4分）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侵华使民族危机深重。（4分）（2）评析①差异：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目的：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应对内外局势。（2分）侧重点：发展重工业
那时哪有现代化
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很多有识之士在探讨国家出路，何谈现代化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