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摘抄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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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一世纪，王安石一手发起的熙宁变法，其规模，其力度，前所未有。他是缩短还是延长了大宋王朝?历史学家们各说纷纭。王安石富国的理想不能说没有实现，徽宗朝的枢密院大臣安焘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中央和地方）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贯）。”然而上有国库之丰，“下有钱粮之荒”。国富导致民穷。元祜五年，苏轼在杭州给朝廷写调查报告说：江浙一带“家家有市井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次年，苏轼又说：“浙中洲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成）。”富甲天下的江浙犹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民欠官债，都是在熙宁年间欠下的。苏轼做扬州太守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丰年不如凶年。乡村父老说：凶年节衣缩食，犹可糊口；丰年要交积欠，胥吏在门，枷棒加身，老百姓反而括不下去。苏轼算了一下，全国有二十万从事催欠的吏卒，等于二十万只虎狼奔走咆哮于民间。王安石可曾料到如此严重的后果?他一心追随的上下和谐的尧舜时代，是这般景象么?王安石无意害民。比如初行青苗法，原是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地主豪强，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后人评价：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王安石长达十几年的基层经验，也包括他对官吏素质的考察。他治理州县井井有条，手下官吏，都向他看齐。可是他忘了，全国三百二十州，官吏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官员的智力紧紧围绕着一顶乌纱帽，他们行事只重两点，邀功与享乐。朝廷、地方各部门，打着“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旗号，绞尽脑汁搜刮民财，“利孔百出”。这里讲的两个天下，内涵不同，后者只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功利主宰一切的逻辑之下，官风败坏，带坏士风民风。而北宋皇室高度尊崇的亚圣孟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上下交征（争）利，其国危矣。”王安石的理财高招，其客观效果，原来是打通刮民脂民膏的各种渠道。渠道一经通畅，天下人所生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官府。宋神宗打了几次大仗，国库未打空，各级官员“享国”如常。事实上仗也没打赢。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变革不触动官员利益，是王安石的另一大失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熙宁变法干政治这一大块，反不如“庆历新政”，不拿冗官贪官开刀。财呼呼聚于上，也哗哗散于上。百姓遭殃。官僚阶层或明或暗的利益渠道固若金汤。到徽宗朝，更是奢侈糜烂成时尚。终于一蹶不振。宋江，方腊，女真族……在生产力提高的空间非常有限的古代，无限放大财利理念，必然导致这样的结局。另外，我个人觉得，王安石轻视日常生活，对他的治国理念有不易察觉的重大影响。他是感性不足而理性有余的，这妨害他看到生滔的细微之处。他不懂“生活世界”为何物。道德，风俗，民心，这些维系着国家长治久安的极其重要的柔性实力，在他的视野之外。苏东坡小他十几岁，却比他看得辽阔而细腻。动与静，速与缓的辩证关系，他显然欠思考。钢铁意志，视物如射，形成许多盲点，而“求意志的意志”，又使盲点自动隐匿。这就麻烦大了。悲剧不免，无论对王安石个人，还是对天下苍生。举他写文章为例，欧阳修曾批评说：长干议论而短于感情。这位击倒过无数对手的雄辩家，情商可能不够发达。王安石不贪女色不图富贵，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如果他在追慕远古的同时又能按常态生活，宏伟的变革辅之以常识、常情，那么，他成功的面积会增大，失败的可能会减小。熙宁变法，留给后人无穷思索。各式议论汗牛充栋。笔者不揣冒昧归纳两点追问：一、富国还是裕民?二、重财富还是重生活?后者略加辨析：财富的不顾一切的急剧增长，可能付出毁风俗灭道德伤人心的沉重代价，那样的话，财富将与完整的生活世界形成对立。中国古代的大文人，王安石是唯一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人。而北宋也是文人学者成批涌人权力核心的绝无仅有的时代。读书人的知识储备，决定他朝着为文为官的两个并行的方向。犹如一台车，换道不难。北宋文人，已有文人的自觉意识，诗文训练并非走仕途的敲门砖。史学，文学，哲学，宗教，有独立于皇权的走势。不过士子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人之大欲：先养家糊口，再光大门楣。杰出的士子以天下为己任，削弱了个人荣华富贵的冲动。这政治传统，直接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北宋百年，最为常态。政治，文化，是二而一的东西。文化冲动很大程上是政治冲动，反之亦然。王安石嗜古书，念念不忘尧舜，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一脉相承。北宋呼唤尧舜的声音比唐朝更大。如果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的三种声音能形成合奏，那该是一部什么样的交响曲?性格决定命运，个体的命运又影响国家民族。介甫与君实，分别是两头插着新旧标签的犟牛。我个人是相信历史进程中不乏偶然性的。无处不在的历史必然性，令人怀疑是一种宿命论。北宋中后期，变革声音大。王安石生逢其时。可惜性格因素制约太多，政治团队付之厥如……好像该结束了。王安石有《临川先生文集》传世，诗一千六百首，词二十余首，文数百篇。另有学术专著《洪范传》、《字说》、《老子注》残篇等。诗词多咏古，别呈气象。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文风“刚劲峭拔”，和他书法风格、人的风格一致。他的议论文独树一帜，因精辟而见平和，比之苏东坡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读《答司马谏议书》，能留下这印象。我们来看他偶然写下的小词《千秋岁引》：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处，酒醒时，思量著。安石亦作风流语，可惜风流总闲却。安石一生付与国事，是否也留下某些个人情愫的遗憾?悖论的是：如果他于个人情愫多一些体验，或许能够由己及人，由人而及于家国，将个体、群体一并纳入他的帝国蓝图。赵宋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而历史，永远记住了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