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后的状况如何[ 简要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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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终于走过了回归后的五年稳定期，开始进入未来五年的转型期。交替之际，转型争议之声又起。热点转移极快的香港，目前不论是讨论自身定位，还是争议发展路向，都凸显着一个老话题，就是香港如何体现“一国”，又如何落实“两制”。香港方方面面都在关注，香港这把茶壶能否泡出、又如何泡出有香港特色的“一国两制”新茶。　　充分利用“两制”优势　　有人笑谈，香港本来是“东西逢源”的地方，在中国人心目中香港是西方，在西方人心目中香港是东方，这就是香港昔日的独特优胜之处。在今天，香港大概已不能靠外人心目中的理念，来保持其“东西逢源”的优势，而要靠其“一国”之下的“两制”独特优势，来求得“中外逢源”的新发展。　　回归五年，香港政府施政历经严峻考验，但香港“一国两制”的落实则在国际上受到基本肯定，这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对基本法维护的努力上。但从香港方面来说，从民间到政府，都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香港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让人难以理解，比如香港经济不景气，港府想出的重要策略，是吃内地饭，提出建缺乏基础、没有前景的中药港、数码港之类建议，结果现在大都不了了之；最后还是请中央帮忙，取消内地居民赴港旅游观光的限额；香港股市长期低落徘徊，现在就有“北水南调”之议，要求中央批准以预托证券等方式，允许大陆的资金到香港去炒港股；香港要发展科技，唯一的好办法是要求大陆放行“专才”；香港的失业率创出历史新高了，不论官民想出的办法，居然都是“北上打工”，内地当然也渴求人才，但各个地方面临着解决失业下岗的问题，这点没人去想。有人批评香港人现在不思进取，不那么克勤克俭了，凡事北望神州，不是没有道理。正值香港进入五年转型期，认真梳理香港的定位和未来去向，实在太有必要。　　高官问责制：　　优势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国两制”有多方面体现，首先体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上。香港的社会制度，要保持其资本主义不变，已有中央严肃的承诺、社会广泛的共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加以改变，而香港的政治体制，在未来五年中可能有很大的改变，由于《基本法》规定在五年之后的2007年，要进行香港政制发展、包括选举制度的检讨，未来五年中的酝酿和转变，对“一国两制”就有着重要的影响。　　香港特区第二届管治班子，包括政府、行政会议和特首办都在回归五周年前夕出炉。这个班子从体制上来说，将执行香港开埠以来全新的问责体制，也即实质上的政治任命制；从人员组成上来说，虽然未能全洗殖民地色彩，但特首的治港班底初步成军，从前的政府人员由主转辅；从班子性质上来说，已为香港特区呈现新的政治版图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个班子也为五年后的特首、五年后的香港管治班子，划定基本的范围。　　在香港7月1日回归五周年前夕出炉的这个班子，是由过去五年香港管治的经历催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由英国人留下的公务员班底，和董建华的行政会议，加上一个不同政党操持的立法会，形成了施政中的分歧，用钱其琛的话来说，是董建华成了“孤家一人”。　　过去五年来，香港经济陷入低谷，香港社会怨声不断，一些港人失去了信心，香港的不同政治势力也都前所未有地失去强势，原有的殖民地公务员体系的神话也破灭。正是在这种众说纷纭、骑虎难下的状态下，政治任命部长制之说被提出，在中央强力支持下，董建华决意连任，以“高官问责制”为题的体制改革就此提出。　　香港新的管治班子，有多方面新意，一是现在的高官问责制令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员都向董建华负责，而不是层层削权，由此架空特首的现象再不可能出现，权力集中，施政自然也就容易不少；二是在政府体系之内，引入外援，有五个问责局长来自商界和其它社会界别，令港府原来公务员自成一体的内部结构打破；三是在行政会议结构的变化上，以问责官员为主，又引入社会领袖，其中包括两个主要政党即代表工商界的自由党、代表左派势力民建联的主席，以及最大的工会组织工联会的领袖，这是香港政党领袖进入建制的第一步。　　新管治班子的形成，将带来新的政治局面，一是董建华施政可比以前如鱼得水，二是中央的影响力，通过政党、工会领袖的入局，以及对北京港澳政策有一定了解的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掌持，得到全面加强；三是香港虽说没有出现执政党，但民主党等民主派势力目前已在建制之外，倒是成为当然的反对党了。　　权力合一，施政力加强，今后香港的发展，要看特首能否有一番新的调度了。但也不能不看到，香港的高官问责制推出甚急，而以政治学的分析，高官问责等于部长政治任命制，但香港不仅没有执政党，连成熟的政党都没有，靠个人信任感而不是靠政治理念组合的高官，要想形成合力团队，要想得到民间的广泛支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香港回归五周年讲话中，提出三点希望，其中一点用意大概就是因应这种情况，如要香港的官员“自觉维护行政长官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执法水平”。　　香港政府过去有殖民地时代留下的问题，但其施政以公共行政观念为基础，致力对社会整体保持公平、公开和公正，公务员都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香港行政运作中，有很多经验也许是内地政治改革可资借鉴的，也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应予保留的。今天高官问责制对原有管治运作模式有多大冲击，会否冲淡“一国两制”的行政体制界限，令不少人关心。　　粤港更紧密经贸合作　　香港的“一国两制”，也体现在经济层面上。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天，即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由于外界的影响和政策失误的拖累，香港五年中出现两次经济衰退，港人资产见风化水，至今香港仍处在通缩痛苦中，失业率创出新高，破产率月月见升，政府也变成逾500亿港元财政赤字、要靠储备弥补支出亏控的政府。　　未来五年，不论是连任的特首董建华，是新任的问责制官员班子，都有一个沉重的负担，搞好经济。香港经济再没有起色，就不能体现港人治港的优越，更无法维护“一国两制”的长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方面提出与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系，但稍后即演变成“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后来又传出新加坡拟与香港建自由贸易区之议，但目前都还是隔山打牛。有消息说，激活与东盟国家展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是中国当前对外经济交往的要务，香港与大陆建立自由贸易区之议，后来变为“更紧密的贸易安排”，近期又称主要体现为加强粤港经贸合作和大型基建的协调。这一“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有关安排，可能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前落实，但不可能在短时间成事。　　如果探求“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的来由，可知其转型为“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不足为奇。首先，香港本来秉持自由港的全面开放政策，坚持不作双边贸易的安排。这一传统，到去年始被打破，在香港特首董建华介入之下，香港与新西兰去年5月开始磋商双边贸易协定，也即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安排。香港当局做出这一重大转型，没有引起太多响应，但新加坡方面有些兴趣，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香港特首董建华去年10月上海见面时，曾非正式地谈起新港自由贸易区之议。在没有下文后，新加坡方面又向到访的香港中华总商会代表团提出此议，代表团回港后向董建华转达了这一口头讯息。直到这一讯息在媒体曝光，董建华的新闻官林瑞麟才承认，新加坡方面口头提出过这一讯息，但要对方正式提出建议，才会“小心考虑，并适当处理”。　　据分析，港府方面不敢对新加坡的建议作出正面响应，是因为当时中央正急于安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不宜在中间横生枝节。　　与之同时，香港总商会根据学者的研究报告，提出香港和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建议。这时正是香港经济处于低潮、民心不安之际，在各种形式渲染下，建自由贸易区成为香港复苏之路，也成为迅速改善政府形象的重要武器。　　内地对此建议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有不同意见。支持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是相关工作部门，他们认为只要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可行也有益的。但一些宏观、综合经济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不同意与香港建立自由贸易区，有的认为两地经济制度不同、关税制度不同，香港本身是自由港，向香港开放等于向全球开放，还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干什么；有的认为这不能互利互惠，只能等于全面开放市场；有的认为这一国之内再有自由贸易区，不利于“一国两制”的落实。　　香港和内地商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也引起国际间关注，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和欧盟都向香港政府查询有关的进展，港府为此向有关驻香港领事馆及外国官员解释，有关的安排都要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不会影响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以及经贸自主权。　　外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们的贸易利益会否受到影响，同时也关注到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定位有何变化，特别是关注到香港和深圳的“一地两检”模式进行出入境及海关检查，会否改变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　　港府方面表示，香港与内地的有关磋商，在1月正式激活，建议中的安排涵盖三个范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者便利化。有关安排会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磋商完成后，就会向世贸组织通报，把文本交世贸组织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审核。有关涵盖范围及运作的透明度也会向国际社会展示，安排不会削弱香港经贸政策上的自主权。　　当“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变成“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之后，接下来“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已初步体现为香港与广东省之间的大型基建项目、两地通关安排的方便化、两地人才的交流等方面的协调，并将于近期展开有关磋商和谈判。广东方面，则努力在各个层面上游说建立深港或粤港自由贸易区，作为先行试验。　　坚守“一国”，保持“两制”　　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我们都看到，香港回归五年，“一国两制”是平稳发展，未有大的差错。未来五年，究竟应多在“一国”上落墨，还是在“两制”上发力，是香港正在争议中的话题。不少论者都认为，香港现在一个较大的问题，是“两制”界线的模糊，如果“两制”没有，香港的身份就应改换了。　　有学者分析道，香港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不景，民生怨气，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是北京得高分，由此也生出一种凡事北望依靠的心态。而有的智囊也拿不出好主意，一出方案就是向中央提要求、伸援手。　　应该留意的是，无论是政治体制上的问责制官员改革，还是经济上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或者是新近提出的6000亿港元投资、1600多项大小工程，都有背水一战的意味。香港经济再无起色也难以向市民做出交代。而背水一战之心，也易走偏，特别是在自身定位上。最近有人提出发展香港成为“中国主要城市”，就是一个不清不楚的目标。香港回归，加之香港的财力、香港的能量，理论上已是中国主要城市，哪里还用发展？保持香港的国际性都市地位，保持和发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地位，才是努力的目标。以上论调当是缺乏信心，对“一国两制”深层内涵揣摩不深，是对香港定位把握不准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加强下，在香港得到祖国强力的支持下，在香港与内地已有多方面融合下，香港的发展，更应突出自己的国际化、开放性、强法治、自由度的特质，更应发扬克勤克俭、不断创新的特色，与内地有所融合又有所区隔，也就是坚守“一国”，保持“两制”，才能落实《基本法》，才能对中国长足的发展、对国家最终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香港这把“茶壶”未来五年必须要泡出“一国两制”的新茶，看来在“一国”的维护和“两制”到位上，都还须下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