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中“我”身边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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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城是作家萧红《呼兰河传》笔下的一个小城。作家萧红,一个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一个被茅盾称为“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渗透着土地上泥土的芳香，闪耀着北国风光的壮美。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作者幼年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并通过幼年时代对周围人们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批判了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寄予了她对人生理想的苦苦追索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表现在对故乡风俗画面的描写以揭示造成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并深深地寄托她对民族未来的希望。正如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所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谣。” 一、浓郁的风俗画 《汉书·地理志》上说:“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2]就是说,由自然条件不同形成的习尚叫“风”,而由社会条件不同形成的习尚叫“俗”。“风俗”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淀的具体表现,如果作家把这种“风俗”撷取到文学作品中来,根据内容需要加以形象地描绘,就构成了万紫千红的风俗画面,这种画面对作品地方色彩的加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影响。萧红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在<<呼兰河传>>中,介绍了具有东北特色的独特风俗人情,为人们淋漓尽致地勾勒了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卷.她写北方寒冷的天气给当地人们带来的寂寞;东二道街上那个大泥坑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悲欢;写小胡同里自古亦然、千篇一律的生活节奏;写呼兰河人的诸多“精神盛举”…… 《呼兰河传》对严寒的北国冬天的描写具有独特之处。作品一开头就为我们展现出一派北国严冬大地强烈、粗犷的乡土味儿。从大地被“冻裂了”,年老的人进屋先用“笤帚着胡子上的冰溜”;住家屋里的“水缸被冻裂了”;大风雪的夜里门被封住,一早起来“推不开门了”;行驶在外边的车夫一进客栈的门,就对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3]这字里行间,饱含着萧红对东北大地的深切体验,带给曾经历过东北严寒的人一种真实感,带给外乡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妙的北方世界的新鲜感。 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绘最能体现当地社会风貌的东二道街的大泥坑.它不但是呼兰城容的真面目,而且还可以以大泥坑照出各种人的灵魂和精神状态.五六尺深的大泥坑,它幽深、黑暗、滋生祸事、危害极大.人们对它怀着敬畏的心理,站在它的旁边说三道四,有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可是没有一个人用土把泥坑填平.一下雨水就漫到两边人家的板墙根,来往过路行人必须冒险攀着又整齐又平滑的板墙通过.因此常常有人落入水中.一次,农业学堂校长的儿子掉进水里,立刻被人拉了上来.大家议论纷纷,对农业学堂和校长大加诋毁.因为农业学堂的校长跟十字街上的那家拔牙的洋一样,所作所为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把农业学堂设在龙王庙里,冲了龙王爷,“龙王爷要降大雨淹死这孩子.”有的人说“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爷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有的人从校长攻击到学堂,说“现在的学堂太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一上了学堂就天地人神不分了.有的说他要到学堂把他的儿子领回来,不让他念书了.有的说孩子在学堂里念书,是越念越坏,比方吓掉了魂,他娘给他叫魂的时候,你听他说什么了?他说这叫迷信.你说再念下去那还了得吗?”[4]这个大泥坑给人们平庸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更荒谬的是它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福利”,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可以使瘟情变成淹猪.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假如偶尔有孩子说了真话,立刻就要遭到大人的训斥责骂.大泥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存在下去,呼兰河小城的生活也像荒漠一样毫无生机和活力.这个大泥坑,正是这个小城文化的象征;通过它,揭示了人们愚昧,麻木的精神世界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生活荒谬性. 《呼兰河传》中风俗场景描写占了很大的比重,大都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呼兰小城每年有精神上的几大盛举,跳大神、唱秧、放河灯等。然而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并非为人而做的.“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 ,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托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鬼.”[5]尤其体现在“跳大神”这一盛举上. 跳大神民俗意象的内涵跳大神,俗称跳神,是东北农村盛行的一种民间活动,源于中国东北各民族所信仰的一种宗教舞,即萨满教的神舞。萨满教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据《女真史》和《三朝北盟会稿》记载,“早在三千年前满族的远祖肃慎人就开始信仰萨满教”。[6]这是一种没有系统教义、教规,以‘万物有灵’为思想基础的原始宗教,又是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的多神教[7]。萨满教主张三界说,即天界、人界、地界。萨满是沟通人与神、鬼之间的代言人。他借助于奇特的仪式、服装、法器和特殊的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支配神灵的能力。满族的萨满分为两种,一是领神人(即神附体者'俗称大神),二是祝神人(不附体者 )曰“家萨满”(即栽力、札林,俗称二神)。神是通萨满的嘴来和人间说话[8],大神和二神的对话,就是人和神的对话。在我国的北方,跳大神的范围逐渐扩大,看神的人日益增多,萨满舞便成为人们精神“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以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9]。 在《呼兰河传》中,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用细腻的笔触、浓浓的乡情和复杂的心境来描绘呼兰河的风俗景物,关注呼兰河畔奇异、病态的乡村场景,无论是对象征传统陋习的“大泥坑”的批判,还是对跳出时空的人间乐园“后”的建构,都有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蕴,而跳大神的民俗意象更是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内涵。从中可以透视出以下意蕴:首先这一民俗意象映射出来的是物质世界的贫困和精神世界的空虚。呼兰河地处东北边陲,在上个世纪初,这里的生活水平极低。贫困不仅使这里的农民肉体上受到重扼,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片空白。他们没有任何的文化生活,没有追求,没有信仰,在生病时无钱看病,即使有钱也不去找,宁愿求神问卜,虽不是,不懂教义,却坚信“人的命、天注定”。于是,有病时,跳大神是治病的方式,没病时,跳大神是消遣、娱乐的形式。跳大神已经成了呼河人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为“跳大神”提供了存在的土壤。萧红通过跳大神这个意象进一步对国民性中的看客思想进行了解读和批判。“老胡家跳神打破了跳神的记录,给跳神开了一个新,若不去看看,耳目因此会闭塞的。”“若不去看跳神赶鬼的,竟被指为落伍…”“那些患了半身不遂的,患了瘫病的,不能看老胡家团圆媳妇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看客们把跳大神看成了一种娱乐、一种消遣。 “……跳神的鼓,咚咚的响。人们又都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什么腔调,看看她穿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鼓一响就又是上墙头的上墙头,侧着耳朵听的侧着耳朵听,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从这段描写中不难看出,呼兰河人是非常愿意且热衷看跳大神的,几乎把跳神当成盛会,“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那么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跳大神呢,是把萨满教作为了宗教信仰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却不是宗教大国,释、道、儒三教都不是国教,汉民族没有宗教信仰。原因很简单,跳大神具有地域文化;内涵,呼兰河人们喜欢看跳大神的原因就是因为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落后导致了文化生活的贫乏。作者写道:“她在大缸里叫着、跳着,好象她要逃命似的狂叫……小团圆媳妇没有了,她倒在大缸里了……这时候,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东家的婶子伸出一只手来,在她身上去摸了摸,西家的大娘也伸出手来到她身上去摸一摸,都说,哟哟热得和火炭似的。都一齐围拢过去,都设法施救去了。”[10]面对小团圆媳妇的不幸遭遇,人们(婶子、大娘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她们通过“看”,“鉴赏”了小团圆媳妇的痛苦过程(被殴打、被用热水烫,直至辫子脱落,人被烫死)跳大神这一主体符被重新解构,呼兰河人在看跳大神的同时,也成为被看的对象。这时是作者对看客的愚昧、麻木、无聊的精神状态的批判的思想得以表现。 在作品中有一个隐含的作者在看,就是看客被隐含作者看。这主要是通过小姑娘(我)的视角来实现的,用怜悯而悲愤的眼光来嘲讽看客们的麻木、无知和愚昧。从而达到了对看客的批判。不仅如此,隐含作者还以审判者的姿态把“大神”的恶行置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公审台上,虽未判决,但已“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11]。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跳大神”的这段描写,不仅继承了鲁迅对看客心态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且创造性的运用了东北民俗跳大神的意象发展了鲁迅的“看/被看”的结构模式,使看/被看的结构模式更加丰富且具有独特的地域民俗意味。 透过这些风俗画面,我们看到当时当地的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看到造成这种风俗的本质东西——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无论是乡下的农民,还是城里的手艺人、雇工、居民,他们的喜好憎恶之情、生活感情的样式、理解事物的角度,无一不打上封建迷信思想的印记。他们带着因袭的重担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萧红从已被扭曲了的心灵世界的最深处,剔骨透髓地刻画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怎样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是怎样戕害着国民的灵魂。正如茅盾序中所说:“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二、凄凉的命运悲剧 从风俗意识的视角,对20世纪初中国东北农村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一个认识.在这部作品中,萧红是怀着一种深深地忧患意识，深入地去探索隐藏在这些风俗背后的农民命运悲剧的根源。他们的悲剧主要集中表现在有二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等人身上。透过这些悲剧进行深入地挖掘，从而揭示出几千年传下来的奴性心理的劣根性和封建传统思想对人们造成的影响和戕害。 在作品中透过作者对人物的刻画集中再现了农民的奴性心理。而这种心理则是几千年封建传统制度的压榨所造成的恶果。有二伯是一个游手好闲、不事劳动、偷东摸西、爱说大话、喜好虚荣、嚼嘴咬舌、吵骂不休、封建落后、愚昧无知的城里流浪汉的典型.有二伯经常受人欺辱,可他又去欺辱别人。有二伯忌讳别人叫他有子,喜欢听人叫他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掌柜的.但是祖父这样叫,他不恼.他说:“向皇上说话,还称自己是奴才呢!总也得有个大小.宰相大不大,可是他见了皇上也得跪下,在万人之上,在一人之下.”[12]这是典型的奴性心理.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愚昧、腐朽的意识毒化着人们的灵魂,造成了有二伯的悲剧,同时也造成了呼兰河小城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心理的病态.这种病态的心理又造成了生命的悲剧.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和儿童地位十分低下,这就造成了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等人的命运悲剧.一个12岁的小女孩做了人家的团圆媳妇,等待她的是更悲惨的命运.这个黑乎乎,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是一个发育良好、活泼健壮的正常人.然而在“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思想而生活”的呼兰河人和她的婆婆眼里,她却太出格.出格的原因是：不知害羞、长得高大、一顿能吃三碗饭而被邻居们说长道短，认为她没有规矩，不像个团圆媳妇，婆婆用严厉的打骂来管教她，小团圆媳妇终于被折腾而死。漂亮的王大姐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与磨倌冯歪嘴子结合，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人们无法认同和接受这一事实，他们认为王大姐伤风败俗，不仅辱骂她，还窥视、骚扰王大姐的私生活，冯歪嘴子的东家在数九寒天把他们一家赶出了磨，王大姐终于在寂寞冷眼中死去。萧红通过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描写，揭示出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礼教。传统的伦理道德对女性身份、行为的界定，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的规范，它们像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并扼杀她们鲜活的生命。萧红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体现了女性挣扎在传统伦理之网中的不幸，表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积习的巨大残害性，揭示了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由表现女性的生存苦难到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再到揭示封建伦理秩序对女戕害，显示了萧红女性意识的逐步深入和强化。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扮演着很神圣的角色。但是，女性在推动社会前进时，偶尔也会直接或间接地窒息着历史的活力，顽固地守护着不合理的社会观念，从而阻碍着人性的向善。在萧红小说中构成了另一个妇女体，她们善良、正直。但却非常愚昧、残。《呼兰河传》中的妇女体更为愚昧残。她们同样淳朴、心眼好、多灾多难、受尽磨难，在狭隘文化视野中简单地生活。她们又极端好奇、残酷，比如小说中写道：“有一些胆小的女人，看了投河的、跳井的，三天五夜的不能睡觉。......第三次仍旧去看，哪怕去按了之后，心理觉得恐怖，而后再一匹黄钱纸，一扎线香到十字路口上去烧了，向着那东西南北的大道上磕了三个头，同时，嘴里说：‘邪魔野鬼可不要沙锅我身哪，我这里香纸的也都打发过你们了。’”讽刺挖苦的语气中透漏出作者的愤恨。善良的妇女们不仅因愚昧在不知不觉地伤害着一代人的心灵，而且因愚昧残地剥夺着别人的生命，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就是在她们的唾沫中含冤死去的。书中描写道，小团圆媳妇刚到时因为不同寻常而惹来大家观看，然后妇女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小团圆媳妇的异态，为她的病情乱出主意。当小团圆媳妇被按入水刚烫身时，她们围上去施救。心地善良的妇女因愚昧而吞噬着别人的肉体和精神。直到小团圆媳妇死去，大家还说“她变成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就到桥下来哭。”这件事过去不久，妇女们又将注意力转到王大姐身上，议论她的大胆与生活，一直持续到王大姐死后。农村的贫穷妇女是父权社会与传统挂念的受害者，到又是不自觉地维护父权制度与传统观念的害人者。萧红的作品在表现农人历史命运时，深得鲁迅“改造国民性”文学思想的影响，用她的“力透纸背”的笔杆揭露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最基本的弱点，其中，对妇女的愚昧挖掘得尤为彻底。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13]而正是这一发现,使得《呼兰河传》的悲剧以为更加浓重,具有了广漠的悲剧氛围,产生了悲剧的震撼力. 三.美好的民族希望 萧红认为:“作家不是属于某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4]作者通过对故乡生活的传真写照，来表现她对全民族全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悲悯。在《呼兰河传》中,尽管小城落后愚昧,但是在这片广阔的黑土地上仍然蕴藏着一种顽强的生命意识,寄寓着萧红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其中磨官冯歪嘴子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冯歪嘴子不仅敢爱,而且有责任感.他与王大姑娘生了小孩,他就找祖父要一间子住;他爱着王大姑娘和儿子,但不幸降临到他头上:王大姑娘死了,一个四五岁,一个刚生下来.周围的邻居都认为冯歪嘴子这下非完不可;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在准备着看冯歪嘴子的笑话了.可是冯歪嘴子自己却是乐观、自信、脚踏实地的生活着。他不认命，不向世俗低头，更不绝望，他活得和有信心，很有把握；当他看见两个孩子，就镇定下来，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也有悲哀，眼中也有泪水，可是当他看见大儿子能拉着驴饮水了，他立刻含着眼泪笑了。如果说在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身上体现的是生命悲剧，在冯歪嘴子恋爱结合在一起是为了获得人性每追求爱情幸福；小团圆媳妇始终与婆家格格不入，至死没有妥协......；这些行为更多时候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但它表明：人不会总屈从于苦难；在与苦难命运的抗正中，显示出的是人的不屈的灵魂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扼杀了，王大姑娘也像花一样凋零了，有二伯的反抗有可笑和不彻底的一面。只有冯歪嘴子，怀着希望，坚强地活着。他的儿子在别人眼里是非死不可的，可是这孩子却一直活着，以至周围的人都觉得惊奇，甚至莫名其妙，而且有些恐惧了，觉得这不是世界上应该有的事。冯歪嘴子的儿子，像长在故乡贫瘠土地上的一株小草，虽然并不茁壮，但却顽强地生长着；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正是家乡人缺少的，液化司作者热烈颂的生命活力。虽然冯歪嘴子社上有时代、社会的局限，但却少有历史的惰性。在他身上呈现出不同于周围人物的崭新的素质。他既不怨天尤人，又不自暴自弃；他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喂着小的，带着大的，力求通过一双勤劳的手开辟幸福的未来，走出一条坚实的路。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崭新的素质是同封建传统文化心理背道而驰的，正因如此，它使周围的人感到不可思议，没有见过，它摧毁了由历史的惰性形成的心理阵线。这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是人类、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萧红在冯歪嘴子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深厚的感情；对他身上体现出的“韧”的战斗精神表达了由衷的的喜爱和赞赏，而她自己也是凭着这种顽强的生命意识，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患难的。她的这种顽强的生命意识渗透到《呼兰河传》中，于是就产生了她理想的人物冯歪嘴子形象；在他身上，寄托了萧红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因此，萧红的《呼兰河传》不仅为民族的苦难历史作传，同时又为人类寻求着精神家园。 萧红同鲁迅先生一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她用自己的笔揭示人类的愚昧,去鞭挞人性的丑恶,履行着改造民族灵魂的使命,并以强烈的民族感情鼓励中国的抗战热情.《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遭遇了许多不幸后,在别人看来似乎活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挣扎着生活下去了,“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这种人生态度给作品带来了浓厚的底蕴和高远的意境.皇甫晓涛《萧红的寂寞与寂寞的萧红》一文中曾这样挖掘萧红的价值.他说:“萧红的寂寞是伟大的,这不是等待征夫的闺中春愁,也不是犹抱琵琶的旷妇怨词,更不是独向黄昏的边塞空寂,这是能使一个民族一刹那时寂寞下来,与缄默中等待着改变命运的一刻的非凡情绪的袭扰,它发自一个嬴偌女儿的内心审处,又是以如此纤细而敏锐的观察倾诉于世的.我们不能不说伟大的孤寂使人承载的一切都过于沉重的痛楚了.”[15]萧红用作品抒写自己,表达着自己,在作品中他荣辱了苦难的人生,惨淡的命运.她说:“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6]这是萧红对自身弱点的清醒反省,同时也是激励她在人生道路上从不退缩,从不放弃的支点。 一部作品的地方特色,决不仅仅是体现在特定地域风土人情的描绘上,也不仅仅表现在古朴民风的渲染上。而它的成功之处总是体现在这些画面背后,展示给读者跳动着时代脉搏的严肃的生活内容。正如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所指出的:“我以为单有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知识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在萧红的富有乡土特色的生活画面上,就缭绕着时代的风云,表现了“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17]萧红的风俗画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并非作家随意勾勒,本质上蕴含着对命运悲剧的根源的批判,在各种社会关系以至更大范围的背景上显示了对民族未来希望的向往。尽管个人有许多痛楚,萧红却没有只是顾影自怜、低头自己的不幸,而是从自身的痛苦体验推广开去,去体验、去感受、去思索、去反映整个民族的苦难、的不幸。她从自己笔下这一幅幅特异的生活画面中、从自己笔下这一组组人物的精神世界深处,深刻地挖掘他们的爱与恨、悲与喜、生活和命运、麻木和不争。这是萧红对传统的反思、对旧的生活的批判和否定。萧红笔下的东北农村乡镇,民风淳朴,却刻板单调,人们习惯于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生活而思索”,对于稍有越轨的人和事加以无情的扼杀,他们自欺又欺人,可怜又可鄙,是封建桎梏下的牺牲品。造成他们的悲剧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方面的原因,除了当时的、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外,最主要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意识;二是人物自身性格方面的原因,包括他们不健全、有缺陷的人格,他们的愚昧无知,他们的病态灵魂,他们的因袭的劣根性。这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曾有一位作家这样描绘萧红,萧红恰似中国黑暗也空中的一抹明霞.她在《呼兰河传》中,带着对呼兰河土地和呼兰城的一片深情,带着对苦难民族的一份浓浓挚爱,描绘着东北乡镇的乡土人情,思考着造成家乡命运悲剧的民族文化心理.作品飘浮着一股馥郁的泥土芳香,“反映了萧红在描写那块生长土地时,内心虔谨感动的情愿。”[18]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19]正是萧红那充满乡土风情、蕴含浓重文化意识的作品,描绘了一幅东北地域风土人情图,为东北地域文化增添了一道永远灿烂的风景。所以《呼兰河传》是永恒的,萧红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