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赵方资料，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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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引文章：　　寻访革命英烈 赵方，一个在史册中闪光的名字　　　　宜川县云岩镇有个村子叫二里半，出生在这里的赵方大概算得上是该村最早的村支书了。但村里人并不清楚这一点，因为在村头遇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居然不知道赵方为何许人也。这多少叫我们有些失望。好在终于找到了赵方的侄儿赵建强，通过他的回忆和查阅有关资料才了解到：历史不应当遗忘的赵方，居然有着如此丰富、生动和传奇的革命经历。　　传播革命真理，遭校方开除　　赵方，原名赵正化，化名张超。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二里半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2岁在宜川县新市河乡东良村小学读书。1924年春，赵方到延长高小上学。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李遇杜、赵洪善等共产党员。李遇杜经常向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讲革命道理。1925年3月，延长高小的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在大会上，赵方上台演讲，宣讲革命道理。不几日，学校当局以“造谣惑众，煽动闹事”为由，开除了他的学籍。1926年春，赵方和李遇杜一同来到延安“四中”读书。他们一面学习，一面讨论社会问题。李遇杜给他找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进化史》等马克思著作。他越读，心里越亮堂。6月，由李遇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冬，赵方受陕北特委的派遣，回到家乡开辟工作，担任了中央宜川县委宣传委员，二里半村党支部书记。此间，他深入到工农群众中，秘密地成立了“红枪会”，“蓝蓝会”，团结组织群众与贪官污吏进行斗争。1930年，赵方先后在宜川、云岩镇第三高小任教员、校长。6月，陕北特委遭敌破坏后，赵方虽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积极与范世昌、贺席珍、白彦博、阎志道、白思佼等在一起，商谈决定组织武装力量，走革命道路。　　谈笑间，智夺敌武装　　为了给新成立游击队筹集枪支弹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赵方邀云岩区的敌伪乡长薛光录在云岩城墙上散步。行走期间，空中飞来几只乌鸦。赵说：“薛乡长，打一只吧！”薛光录回答说：“打不准”。“让我试试。”说着赵方把薛光录的枪要过来，子弹推上膛，退出两步，将枪口对准薛光录。吓得薛面色煞白，哆哆嗦嗦地说：“这是怎么回事？”赵方说：“命令你的士兵将枪搁下空手操练。”薛光录无奈，传下命令，隐蔽在附近的高思恭、赵正兴等一拥而上，31支枪没费功夫全部缴获。次日，他们又到北赤镇，缴了伪乡公所8支枪，击毙了呼广线等几个民愤大的坏蛋。1931年，赵方发动学生集会游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要求清算伪县长贪污教育经费，欺压人民的罪行。他率领学生将史秉贞“勤俭爱民”的大匾，抬到大街上烧掉。同时还砸了地主李国忠的四块“歌功颂德”牌匾。迫使伪陕西省政府撤换了史秉贞县长的职务。赵方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他们抓不到赵方，就把他七岁的弟弟赵正杰抓走。1933年，赵方又与贺席珍同志二次赴西安，经黑志德同志介绍找到党组织。赵方被介绍到苏区薛家寨耀西特委担任宣传委员。半年之后，组织上又派他回延长、宜川一带开展秘密活动，不幸在甘谷驿被敌袭击，同行的两位同志都牺牲了，赵方只身返回宜川。1934年，他以抗款为名，在宜川五区民团开展工作，把一部分穷苦出身的团丁拉了过来，建立了宜川游击队，后改编为宜川抗日义勇军。黑志德同志任司令，杨开德任副司令，赵方任政治委员。义勇军成立后，在宜川、延长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收接伪投诚，入狱写忠贞　　1936年8月，陕甘晋省委抽调赵方去白区工作部工作。九月初，环县一带惯匪头子赵思忠（老五）表示愿意投诚红军抗日。省委决定，派朱子休、赵方、吴士芳去该部接洽收编工作。不料到达匪部后，赵老五反把三同志扣留，送往宁夏马鸿逵部监禁，在宁夏监狱中他们受尽了种种酷刑。1937年，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张志华去宁夏与马鸿逵交涉，才将赵方和扣留的同志营救出狱。赵方返回延安后，住进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春，赵方从党校毕业后，被晋西南党委分配在隰县地委组织部工作，同年9月调到晋西南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工作。初任保安科长，后任副部长。1940年初，晋西行政公署成立后任行署公安局局长。1944年春又调他到晋绥二分区任公安局局长，1945年他任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科长，做预审工作。1948年秋，赵方同志任绥蒙行署公安局局长，1949年随军南下到四川成都。　　蓉城老公安，人去警魂在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30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入城仪式。31日，成都市实行军事管制，“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成都华兴东街41号“大亨里”胡同深处，有一座楼台亭榭错落的深宅大院，宅主乃国民党第95军副军长刁文俊，故称“刁公馆”，新组建的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即坐落于此。解放初，分为川西、川东、川北、川南四个行署，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刁公馆”和“大亨里”一度为政治保卫室的别称而名扬天府，是川西区、成都市隐蔽战线的情报中心和侦察实体。1950年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刁公馆”内的会议室里，坐着3名身着解放军军装、戴着“公安”字样佩章的干部和一名着便装穿皮夹克的人，秘密讨论着在刚解放的成都市及川西区如何开展清匪肃特斗争。居于首座的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川西公安厅前身）处长周仝。居于次席的正是公安处副处长赵方，曾担任晋绥公安总局副局长。后来，赵方担任了成都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川西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这位一身正气，善待部属，事事处处皆楷模的老公安，竟在十年动乱的“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赵方与周仝在成都工作期间，制订了肃特斗争谋略，组建的侦察情报队伍，为解放初的川西区侦察情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还有个小事故。1951年初的一天中午，赵方在机关大院与一些干部闲谈，一名小战士在其对面擦枪走火，子弹从他头顶掠过，击中身后砖柱，在场人大惊失色，小战士吓得魂不附体，而赵方只说了句：“小家伙，真是冒失鬼！”即若无其事地离去，再未提及此事。　　儿子回忆父亲　　有幸电话联系上了赵方之子赵西南，他告诉记者：“我父亲从来没有系统的给我们讲过他的经历，宜川档案局的同志收集整理的材料，我们觉得是真实的。另外，宜川党史办也有我父亲的资料。”他对本报及所有挖掘整理、宣传他父亲革命故事的人，表示感谢。“1949年底我父亲随贺龙、李井泉到了川西后，就担任川西公安厅副厅长，因为当时的厅长是部队干部，所以川西公安厅的业务工作就是我父亲主持，同时他还担任成都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刚刚解放的川西，百废待举，特别是公安工作是异常紧张、繁忙。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工作是何等繁忙。1955年四川合省，他就担任了省高院院长。之后担任省政法党组常务副书记，管全省政法工作，直到他去世。我小时候觉得他非常亲，他从来没有重声说过我们。我和弟弟学习他不过问，我们考试完了给他看成绩，他也笑笑，说给你妈妈看。我弟弟学习比较差，他也从不责骂他。小时候，他经常带着我们散散步，看到街上有的学生，坐在家门口小凳子上就着黄昏的阳光，做作业，他总是对我们说，你看看人家。在四川，他一直保持着老家的习惯，爱吃面。每天晚饭，家里给他用油炒点葱，他就着蒜吃面，再加一点四川泡菜。他爱听秦腔。有了半导体收音机后，常常晚上我们睡下了，能听到半导体收音机传出的陕西秦腔的高昂唱腔。他不爱交际，从来没有请过客，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面饭馆。我从小到他去世前，就只有在1958年我入了少先队，在饭馆吃过一次饭。他在家不管钱，不操心钱是怎么花的。他几乎不买什么东西，我记得是他买过一个带嘴的茶壶。《列宁全集》出版后，他买了一套，他给我母亲说，这部全集可以留给娃娃们。我母亲给他做一身新衣服，年年国庆的时候才穿，他去世后留下了也只有3套平时舍不得穿的比较新的衣服。我父亲是35年离开宜川的，我小学后，我父母就在存钱，说要接我奶奶来。我看到过当时他给西安战友的信，麻烦他用车接我奶奶到西安，并寄去用车的钱。我奶奶到成都后，父亲专门请一个照顾我奶奶的人，每天都要陪我奶奶说话，聊聊家里的事。我奶奶去世后，我父亲很难过，他不能回去奔丧，戴了好久的黑布。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要取了黑布，他脸一沉，说，不能取。记得他给我妈妈说，他小时候放过羊，出去的时候就带个饼，中午吃。我父亲是67年1月去世的，父亲去世后，他的身影一直在我们心里，常常做梦觉得他没有走。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个平平凡凡的人。可他是有信仰的人。正是有了他那样千千万万的有信仰的人，我们国家才有了改变。”